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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俗研究》杂志从创刊至今已经三十年了，孔子说“三十而立”，《民俗研究》三十年历经风风雨雨，不断发展壮大，也确立了自己的学术地位。回顾当年杂志创办之初，往事如昨，历历在目，简而言之是天时、地利、人和。
首先是天时。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是中国民俗学复兴和蓬勃发展的时期。1978年秋，钟敬文等七名老一辈民俗学家发表了《建立民俗学及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书》，呼吁恢复民俗学。1982年6月，中国民俗学会筹备会在京成立。1983年5月，中国民俗学会正式成立。我有幸成为1977年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并于1982年初考取了山东大学民间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在著名俗文学和敦煌学专家、导师关德栋教授和他的助手李万鹏老师的指导下，学习民间文学、敦煌学和民俗学，参加《山东方志民俗资料汇编》编选和临沂民间文学采风，并有机会参加全国民俗学学术会议，对民俗学有了一定的了解，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此在1984年底毕业时，负责筹建社会学系的徐经泽先生邀我留校和叶涛一起筹建民俗学教研室，我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其次是地利。山东大学远离民俗学中心北京，新建的社会学系人才不足，没有参天大树，固然难以背靠大树好乘凉，但却为小苗成长提供了更充足的阳光和沃土。山东大学有着深厚的文史底蕴，名家辈出。社会学系把民俗学纳入其中，在全国独一无二，为民俗学采用新理论新方法和进行跨学科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这种绝佳的学术环境，为我们两个小人物实现自己的梦想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实在是可遇而不可求。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人和，无论是校、系领导还是学界前辈，对我们创办民俗刊物都给以热情支持，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社会学系负责人徐经泽先生和一起办刊的叶涛师弟。徐先生八十年代初从山大借调到教育部，1983年肩负重任，回到山大筹建社会学系。他是一位勇于进取的开拓者，曾多次在山大创办新系科，可谓德高望重，一言九鼎。他对民俗学十分重视，对办刊全力支持，在专业上对我们放心放手，在具体工作中帮助解决各种问题和困难。叶涛于1984年7月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留校，他勤奋好学，性格随和，非常好处。我们齐心协力，配合十分默契。
我留校时，社会学系还在筹建阶段，挂靠在哲学系。但当时徐经泽先生担任山大图书馆馆长，所以《民俗研究》的许多重要事宜都是在馆长办公室商定的，和徐先生关于学科建设的多次深谈也是在这里进行的。
规划学科建设，首先是确定山大民俗学的方向。我们都赞同走民俗学和社会学相结合的道路，从社会研究和文化研究的视野出发，运用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民俗，着重研究当代民俗，研究民俗在当代社会中的传承与变迁，寻找、发现和利用其内在规律，理论联系实际，为社会发展服务。不要就民俗论民俗，而是把民俗放在社会大环境中进行考察，把整个社会作为一个系统，而民俗作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来看待和研究，进而致力于改进和改善这个系统。这就是当时有关民俗工程和民俗社会学的初步设想。
其次是一些具体做法，除了完成民俗学教学和科研任务之外，当时还提出三大目标， 即创办民俗刊物，建立民俗博物馆和民俗资料馆。因为我入学前在山东机床附件厂当工人时曾组织工人业余创作组，主办过《前进报》，并因此借调到《山东文艺》小说散文组做初审编辑，大学毕业时内定留校去校刊，对办报刊不陌生，有情缘，而当时国内还没有民俗学理论刊物，学界有这个需求，所以在制定学科发展规划时创办刊物就成为首选要务。而且我和叶涛于1985年春节之前，在招远和掖县做了一次民俗考察，后来整理出大约三四万字的文字资料和近二百张照片，当时还没有刊物可以刊发这类民俗调查资料，如果创办民俗学杂志，就可经常刊登民俗调查和研究的成果。这也是促使我们创办杂志的一个成因。
关于建立民俗博物馆和民俗资料馆当时也有一些具体设想，民俗博物馆以北方民俗为重点，徐先生提出可以把石碾、石磨放在校园里，既是民俗器物，又是校园景观。民俗资料馆包括图书资料，文字资料和音像资料，集民俗书刊、图文资料和音像资料于一地，方便全国研究者。一刊两馆，三足鼎立，形成全国性的民俗学研究中心。徐先生鼓励我们要敢想敢干，创建民俗学的山大学派。这是一幅多么诱人的蓝图，多么激动人心的宏图大业，可惜由于当时人力财力不足，仅仅实现了出版刊物的夙愿。
创办民俗学刊物的设想得到校领导和老先生们的大力支持，并于1985年放暑假之前在山大新校图书馆会议室召开了座谈会进行论证，出席的领导和嘉宾有山大分管文科的副校长陈之安、文科办主任祝明和工作人员李红、哲学系主任周立升和《文史哲》编辑部主任丁冠之等。在座谈会上，中文系的关德栋教授和历史系的刘敦愿教授两位老先生作为学界前辈和专家对杂志的创办给予了高度评价和大力支持。刚刚从省外事办调入山大的赵申老师也参加了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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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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