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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是中国人的神圣节日，是中国人的信仰、情感、伦理意识与审美趣味的集中体现。为了生动地呈现新年时期人的精神状态，满足人们特定的节日需求，在新年这样的重要时间里，我们的祖先发明与传承了丰富的民俗节物，让我们的年节在充满文化内涵的同时，具有人间趣味与民俗魅力。春节新年流传千载，在波峰浪谷、跌宕起伏的岁月长河中，新年民俗没有因为王朝的代换与政治的兴替而堙没，年节节日物品不仅保持了基本形态，而且不断丰富与扩展，当然也有节物发生形态变化，或者已经消散，但其承载的文化意义与留下的历史记忆依然鲜活。值得我们追溯与回味。下面择其要者与读者分享。
腊八粥
腊八粥。这是年节来到的节物提示，北方民俗“过了腊八就是年”，所以有“报信的腊八粥”的说法。腊八粥，它是将果味、豆类与糯米等一起熬制而成，享用的时间是在腊八的早上(农历十二月初八)。它起源于古代冬至祭祀的豆糜，传说它与佛祖养生成道也有关系，是僧俗两界共享的节日食品。腊八粥最早见于文献是在宋人孟元老撰写的《东京梦华录》中，“诸大寺作浴佛会，并送七宝五味粥与门徒，谓之‘腊八粥’。都人是日各家亦以果子杂料煮粥而食也”。宋代东京寺院与城市平民都在腊八这天享用腊八粥。明清时期腊八食粥成为民俗习惯。据清乾隆年间成书的《帝京岁时纪胜》记载：“腊八日为王侯腊，家家煮果粥，皆于预日拣簸米豆，以百果雕作人物像生花式。三更煮粥成，祀家堂门灶陇亩，阖家聚食，馈送亲邻，为腊八粥”。清代北京人将腊八看作重要的日子，提前准备粥料，而且重视生活的美化与情感的表达，用果品雕刻人物与各色仿生形象，以表达人寿年丰的祈求。清晨煮好腊八粥后，首先是祭祀祖先、门神、灶神以及土地之神;然后全家团聚共享，并在亲邻间相互馈送，从此拉开年节亲情汇聚的序幕。寺观也在这时以舍粥的方式联系信众，一些著名寺观在腊八清晨举行舍粥活动，如北京的雍和宫，自清朝以来，年年在庙内摆起大锅熬粥，施舍给信众。杭州的灵隐寺也是如此。腊八粥在传统社会是年节社会上下共享的第一道食品。今天多数城里人已经淡忘了腊八节，当然也就想不起要享用腊八粥。其实腊八粥是寒冬时节的饮食佳品，核桃仁、红枣、花生仁、板栗、红豆等与米杂汇熬成的腊八粥是补冬的营养食品。
灶糖
过了腊八，转眼就到了祭灶日。灶神祭祀的时间是在腊月二十三，明代以前是腊月二十四，南方地区至今多为此日，俗有“军三民四”之说。即驻防的军人二十三祭灶，老百姓二十四祭灶。灶神祭祀的重要祭品是灶糖。北方民谣有：“糖瓜祭灶，新年来到”。灶糖是用麦芽熬制、粘度高、味道纯正的甜食，糖瓜的味道是新年到来的味道，过年吃麦芽糖的历史可追溯到汉魏六朝时期，《荆楚岁时记》记载，荆楚人过年吃“胶牙饧”，不过那时为新年食品，还没有与祭灶活动挂钩。唐宋时期的灶神祭祀还是以酒糟抹灶门的方式进行，明代开始灶糖成为祭灶的首要祭品。《帝京景物略》：“廿四日，以糖剂饼、黍糕、枣栗、胡桃、炒豆祀灶君”，说灶君第二天上天朝见玉皇大帝，要汇报所监察人家一年的大事小事，民人奉祀灶神祭品，祈求它“好多说，不好少说”。明人有诗云：“盘中有饴凝作脂，愿神口舌甘如饴”(陈荐夫《祭灶行》)人们希望用甜蜜的灶糖，暖化灶神的心，让灶神在天上汇报人间家事时，多多包涵体谅。清代祭灶时间一般在腊月二十三，“二十三日更尽时，家家祀灶”，祭品是羹汤灶饭、糖瓜糖饼(《帝京岁时纪胜》)。晚清北京民间灶糖是灶神的唯一祭祀食品，灶糖有南糖、关东糖、糖饼等形式。北京大鼓词唱：“年年有个家家忙，二十三日祭灶王。当中摆上一桌供，两边配上两碟糖。黑豆干草一碗水，炉内焚上一股香。当家的过来忙祝赞，祝赞那灶王老爷降了吉祥。”
关于灶糖糖瓜的制作，近人邓云乡在《增补燕京乡土记》中有一段细致的描述：“麦芽糖刚刚熬成时，是咖啡色的浓浆，从锅中盛出，倒在洒满面粉的石板上，冷却，变成一大块，好像沥青一样的东西，不过是褐色的。做糖瓜时，把这大块的麦芽糖敲下一大块，放在洒了干粉的案板上加热揉搓，使之变软，慢慢软得像嚼过的口香糖一样了。然后把它弄成一个圈，套在一个抹了油的木桩上，再用一个小木棍套上来拉，拉长了再折一转，绞成麻花状再拉，反复多次，说亦奇怪，褐色变成白色了。拉到这种程度时，取下把粗长的糖条，用手一段段勒细，成葫芦腰状，稍冷，把细腰处快刀切断，变成倭瓜杨的糖瓜了，多好玩呢?”灶糖是小儿女的最爱，也是成年男女的甜蜜新年记忆。
桃符、春联
岁首新年是年度循环的重要时间节点，我们在新旧交替的神圣时刻，有多种方式护佑我们顺利通过。桃符与春联是传统社会新年装饰门户的重要节物，它们都具有民俗信仰的意义。
桃符，是家庭门户守护牌，它起源于古老的桃木崇拜。“桃者，五行之精，厌伏邪气，剬百鬼，故作桃板著户，谓之仙木”(《玉烛宝典》引《万典术》)。由此可见桃木属于具有厌邪制鬼的神奇灵力，故号称“仙木”。在先秦时代，人们就开始以桃木镂刻成人形，称为桃梗，以为守门的护卫。后来的神荼、郁垒的门神形象，很可能由此生发。桃木可以镂刻为偶人作为守护的神物，也可以在桃板上绘画、书写，作为佑护家室的符牌。宋人吕原明在《岁时杂记》中记载了桃符的形制，“桃符之制，以薄木版长二三尺、大四五寸，上画神像、狻猊、白泽之属，下书左郁垒右神荼，或写春词，或书祝祷之语。岁旦则更之”。由此我们对宋代流行的桃符有一个直观的印象，它是一块较大的图文并茂的特制桃板，上面画有神灵、神兽的形象，下面左右书写神荼、郁垒的名字。这些图像文字是自汉代以来门户预防鬼邪的惯例。但具历史启示意义的是，宋代桃符上开始书写“春词”或“祝祷之语”。人们已不满足于原始的心理防御状态，而是以语言文字主动地表达迎春祈福的心愿。在岁首新年，家室门口挂上迎春祈福的桃符，对于百姓来说是重要的信仰行为与心理期待。宋代大政治家王安石有诗为证：“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元日》)桃符的新旧置换，昭示着时间的斗转星移，寒冬过去，新春来临。
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要表达的意愿越来越多，在桃符上的字也就越写越长，春词逐渐形成了对仗工整的吉祥联语。于是出现了春联这一新年门饰，最早的春联是写在桃符上的，相传五代后蜀国主孟昶是第一幅春联的作者，他在桃板上撰写了“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的联语。开创了春联这一雅俗共赏的文学新体裁。《宋史·五行志》亦有：“岁除日，命翰林为词题桃符，正旦置寝门左右”。新年桃符词需要翰林题写，可见对桃符上文辞的雅意有特别的要求，当然这是皇家的作派。普通人大约文辞工整即可。周密在《癸辛杂志》中记载，“黄谦之题桃符板云：‘宜入新年怎生阿，百事大吉那般者’”。看来宋朝开始，在桃板上书写春联的风气，由皇宫扩展到民间，由此逐渐占居桃符的主导位置，这也是后人“春联者，即桃符也”说法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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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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