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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弗雷泽其人
弗雷泽对知识的热爱和投入程度，罕有人及。他的诚实、勤奋和判断力固然十分了得，但他同时又十分谦虚，这种谦虚不是做作，而是发自一个见过大世面和大境界的学者的内心，或许极少有人能比弗雷泽更真切、更深刻地体会到人生的有限与知识的无涯。他的眼中只有事实和真理，求真意志驱使他不断前行，生命不息，求真不止。1900年9月18日，弗雷泽在《金枝》第二版前言中写道：“无论从中得出什么，无论它把我们引向哪里，我们都必须仅仅跟随真理。它是我们唯一的引路明星：凭此印记，汝等必胜(hoc signo vinces)。”这可以看做弗雷泽的座右铭。1908年，弗雷泽在就任利物浦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的演讲中说：“拿我本人来说，我就不妄求去探讨整个人类社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是否有某一个人思维的广度和知识的范围足以完成这样宏伟的事业，我不敢贸然下结论，但是，我可以毫不犹豫也绝不含糊地说，我的头脑和知识肯定不够。我只能讲授我已经研究过的东西，而我的研究绝大部分限于人类社会史上的一小部分，非常小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就是人类社会的原始时期，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初级阶段、幼儿时期。”他把自己对社会人类学的研究范围限定在这一部分，他认为，这是他的学识强加给他的局限，尽管其他人或后来者完全可以越出这个狭隘界限而扩展他们的研究范围。在弗雷泽看来，人类学家既不是先知和预言家，也不是江湖郎中和骑士，而只是历史的学生或研究者，他能够告诉我们的知识非常有限，但他应该具有为人类知识殿堂添砖加瓦的决心。“因为我们坚信，如果我们真正是为了知识本身去热爱和寻求知识，没有任何别有用心的目的，那么我们将发现，我们为之添加的每一点东西，无论它显得多么意义重大或毫无用处，最终都将融入为了人类的普遍利益而积累起来的整个知识宝库。”
在弗雷泽生命的最后三十一年里，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与他交往甚深。据马林诺夫斯基的记述，作为一个人，弗雷泽很难让人理解，他的人格充满了矛盾和悖论。尽管他眼界开阔，兴趣广泛，可在理论观点和一般的成见方面却狭隘而固执，比如，弗雷泽深受弗洛伊德的推崇，但他从来不看弗洛伊德及其学派的任何东西。他对人性中一切稀奇古怪的事情有巨大的热情，但在遇到生人时，却很容易陷入窘迫和不知所措。他本人讨厌甚至不屑于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所以，弗雷泽的学术声誉，尤其是在大众中的影响力，主要应该归功于他的夫人。1896年，四十二岁的弗雷泽“力排众议”，娶了法国寡妇伊丽莎白•格拉芙[Elizabeth (Lilly) Grove]。弗雷泽夫人在南美洲学过西班牙语，她与外界的朋友保持着广泛的通信联系，是弗雷泽的“耳目”和“外交大臣”。为弗雷泽带来学术声誉的一卷本《金枝》和一卷本《〈旧约〉中的民间传说》，就与弗雷泽夫人的编辑和促动密不可分。这两本书的畅销和不断再版，使弗雷泽成为西方人类学史上的畅销书作者。在这方面，只有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1901—1978)才能与他比肩。但这样的普及也未必全是好事，因为普及得越广，误解就可能越深。
弗雷泽有明显的怯场症，他的演讲都是先写好稿子，再照本宣科，而不是即席发挥。弗雷泽也完全避开争论和公开的讨论。有一次，人类学家安德鲁•兰(Andrew Lang，1844—1912)在对《金枝》的书评中嘲笑了弗雷泽的理论，弗雷泽怒不可遏，甚至为此中断了手头的工作达数月之久。从此以后，弗雷泽再也不看对他的任何负面的批评和评论。
除了到过希腊和意大利，弗雷泽没出过远门，可谓足不出户而知天下事。弗雷泽的书稿和信都是手写，他没有打字机，也极少用电话。弗雷泽生活在别处，他像所有思想者和书痴一样，永远有些不合时宜，永远具有与当下的时尚格格不入的地方。
马林诺夫斯基评价弗雷泽说：“他不是一个辩证论者，甚至可能不是一个善于分析的思想家。但另一方面，他被赋予了两种伟大的品质：艺术家创造他自己的一个幻想世界的能力;真正的科学家对必然的和偶然的、主要的和次要的东西的直观辨别能力。”马林诺夫斯基最推崇的正是弗雷泽的直观辨别能力，无论这种能力的对象是在书本里还是在所谓的田野里。
三、扶手椅上的人类学家
后世人类学家嘲笑弗雷泽是扶手椅上的人类学家。其实，弗雷泽与其说是今天意义上的人类学家，不如说是一位人文学者。弗雷泽的另一位传记作者罗伯特•阿克曼认为：“尽管在他的个人生活中，弗雷泽是一位极其诚实的人，但在智力、气质方面，只能把他描述为一位积重难返的对人类本性和动机的思索者，他是溯源于苏格兰启蒙时代的哲学传统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
弗雷泽曾指出，我们人都意识到自己有许多不完美的地方，因而与那些高高在上、对我们漠不关心的人相比，我们与那些能够理解并分担我们的弱点的人，会有更多的相通之处。他认为，这至少是柏拉图比亚里士多德更动人心弦的原因之一。柏拉图在对话录中证实了他极其细腻的喜剧能力和悲剧能力，但亚里士多德却像牛顿一样，对生活中的诙谐一面缺乏敏感。这也从一个侧面说出了弗雷泽早年迷恋柏拉图的一部分原因。弗雷泽的一生都在展示人类的戏剧，但他并非无动于衷，他看到了文明下面的野蛮，看到了理性下面涌动的非理性，这有些像弗洛伊德，尽管弗雷泽并不从非理性的角度看人。
弗雷泽不善与人交往，但他有设身处地、感同身受地理解人的出色能力。弗雷泽保持着一颗赤子童心，与土著朝夕相处的田野人类学家每每惊异于从来没离开过欧洲的弗雷泽竟对所谓的原始民族有惊人的洞察力和理解力。在与弗雷泽交谈时，来自中非的传教士们不止一次地惊呼：“为什么你比在黑人中生活过二十年的我还要了解他们?”有一次，有人提议去新几内亚的远征军带上弗雷泽，但当时新几内亚的总督威廉•麦格雷戈爵士(Sir William MacGregor)急切地抗议说：“弗雷泽必须留在家里，因为他是大脑，而我们只是触角。”在《〈旧约〉中的民间传说》第三部第三章末尾，弗雷泽说了一段话，可以看做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实际上，没有一些诗性想象的感触，几乎不可能进入人们的内心。一个拘谨的理性主义者将徒然地叩击着缠满神秘玫瑰花环的仙界之门，这里的门房是不会给葛擂硬先生开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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