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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完这本书的后半部分，我特意请求叶舒宪老师允许我写一篇后记，因为有关弗雷泽以及这本书，还有一些不能不说的“故事”。
至少从20世纪初开始，弗雷泽就开始影响中国的学术研究。20世纪20—30年代，江绍原的《发须爪》和郑振铎的《汤祷篇》都是在弗雷泽的启发下写出的名著。80年代之后，随着《金枝》《魔鬼的律师》等汉译本的问世，弗雷泽的名字在国内已经“耳熟”，但多数人可能不一定“能详”。以我为例，尽管也曾深受弗雷泽的影响，但我还不能算是弗雷泽的“粉丝”，至少在翻译弗雷泽之前，我并不真正了解弗雷泽。
一、书斋学者弗雷泽
1854年元旦，弗雷泽出生于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市。弗雷泽来到世上似乎就是为了读书，他从小就比较内向，表现出对书的痴迷和书呆子气。父亲对他的这种天性了然于心，于是也就顺其自然。
在弗雷泽写作的为数不多的诗歌中，有一首《学子的诱惑》，写浮士德在书房中昏昏欲睡，灯火已暗，天将破晓。魔鬼们唱道：
夜晚已逝!
天上的群星暗了，
鸟儿醒了，天亮了，
别再睡了!
白天已逝!
红日西沉，
花儿睡了，群星出来了，
别再工作了!
青春已逝!
生命的短暂春天很快将尽，
花儿谢了，夏天飞了，
时不我待!
这无异于弗雷泽的夫子自道。书生所思所想，可谓三句话不离本行。在另一篇散文《我的旧书房》中，弗雷泽感谢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理事会成员三次延长了他的特别会员资格，让他可以常年远离尘嚣，在书房中“聆听真理的静谧之音”。据他的秘书兼助手安格斯•唐尼说，弗雷泽在剑桥的书房很大，堆满了大量人类学书籍，四壁的书架上，除了各种杂志、年鉴和无数小册子之外，大约有三万册图书。为了寻找第一手资料，弗雷泽还广泛利用剑桥大学图书馆、伦敦图书馆以及英国皇家地理学研究所、英国皇家人类学研究所等各种研究机构或协会的图书馆。他是大英博物馆的常客，有段时间，博物馆还专门为他提供了一间书房，这原先是只有寇松勋爵(Lord Curzon)和英国前首相罗斯伯里勋爵(Lord Rosebery)才能享用的“御室”。从本译本补充译出的各语种文献资料中，我们或许可以略窥弗雷泽阅读量之一斑。
弗雷泽的知识面很广，他可以与物理学家讨论物理学，他对生物学和自然科学的其他一些分支也知之甚多。弗雷泽堪称语言天才：他阅读希腊文就像别的英国人阅读英语一样流利，他能用西塞罗式的拉丁文写作，他的法语写得比绝大多数法国人好，他的德语水平也不低，他能读阿拉姆语版的《圣经》，他的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荷兰语可以当做工作语言，也就是：不会说，但能流利地阅读。
弗雷泽年轻时曾醉心于柏拉图，21岁时就已经读过柏拉图、欧里庇得斯和品达的全部希腊文版著作。1879年，弗雷泽凭一篇长文《柏拉图理念论的生成》获得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六年期的研究人员资格，此后一直没有离开剑桥。这篇五十一年后才正式出版的长文出自一个25岁的青年之手，它明显表现出弗雷泽流畅利落的语言表达能力、清晰的逻辑分析能力和惊人的判断力。1907年10月22日，弗雷泽在给他的朋友、人类学家马雷特(Robert Ranulph Marett，1866—1943)的信中说：“我在年轻时的确曾对哲学和心理学发生过兴趣，只是没有坚持研究，我对这些问题的想法可能非常陈旧。”但在我看来，这本书即使放在古典哲学的一流研究著作中，也毫不逊色。如果弗雷泽继续这方面的研究，即使成不了最优秀的古典学者，也必定是其中的佼佼者，因为他不仅有所谓识文断字的功夫——也不是做单纯的年代梳理和文献研究——而且在此基础上有远见卓识和清晰的甄别能力，这些都是一般古典学者难以具备的素质。
弗雷泽的学术研究始于译注保萨尼阿斯的著作。保萨尼阿斯是公元2世纪的希腊地理学家和旅行家，活动时间在143—176年，著有《希腊志》，详细记述了古希腊的艺术、建筑、风俗、宗教和社会生活。这本书激起了弗雷泽对民族志材料的兴趣。1890至1895年，他曾骑马周游希腊腹地，考察古俗遗风，并写成六卷本《保萨尼阿斯对希腊的描述》(Pausanias’s Description of Greece)，于1898年出版。这本书成为他的古典学代表作。据说，在出版后的七十五年里，它一直是标准著作，直到近年才由于有了大量新的考古发现而作出修订，不过，参加修订的并非一人一力，而是一个学者委员会。
弗雷泽对社会人类学的兴趣源自对泰勒《原始文化》的阅读，他的老师兼朋友、《圣经》学者罗伯逊•史密斯(William Robertson Smith，1846—1894)的宗教研究，使弗雷泽迷上了希伯来宗教、习俗和信仰。泰勒和史密斯的比较方法，都对弗雷泽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弗雷泽写道：罗伯逊•史密斯的宗教史研究，尤其是有关闪米特人宗教的研究，深深影响了他们这一代人的思想，而他用来开启新思想脉络的有力工具，就是著名的比较方法。只有到了19世纪，人们才能不再以教条的方式而是以历史的方式看待世界上的宗教，也就是说，不是把这些宗教证之为真或斥之为伪，而是把它们当做意识现象加以研究。只有悬置了宗教信仰的真假问题以及宗教习俗是聪明还是愚蠢的问题，才能把不同种族和时代的宗教放在一起加以比较，这样就可以发现，尽管它们有许多细节方面的差异，但更有诸多基本的相似之处可以相互补充和说明。因此，通过对宗教的比较研究，他认为，人类的宗教演化进程在某些方面非常相似。一种宗教，尤其是其早期阶段，如果不与其他宗教进行比较，就很难获得对它的全面理解。
弗雷泽的主要资料来源是古史以及通过向世界各地的传教士和殖民官员邮寄调查表而获取的资料。1933年11月22日，年近80岁的弗雷泽说，他的工作的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并不是已经出版的那些书，而是五十多本笔记手稿。这些四开大本笔记是他半个世纪研究的精华，他已经出版的著作，仅体现了其中很小一部分。他把这些笔记分为两类：第一类约四十本，是没有分类的笔记，内容主要是权威文献摘录，涉及人类各民族的礼仪、习俗、制度、法律、宗教和迷信，原文是法语、德语或荷兰语，弗雷泽的引文或文摘有时用原文，有时用英译文，但通常都有英文摘要，有些笔记按地区分类，如欧洲、亚洲、非洲、美洲、东印度群岛等等;第二类是按主题分类的笔记，这些主题包括出生、成年仪式、婚姻、狩猎与捕鱼、农业、战争、疾病与死亡等等。1938—1939年，弗雷泽的秘书兼助手安格斯•唐尼把那些没有分类的笔记整理成书，以“人类学辑录”(Anthologia Anthropologica)为题，分四卷出版。
弗雷泽数十年患有眼疾。由于用眼过度，在1931年的一次演讲中，他突然失明。尽管如此，弗雷泽仍在秘书和记录员的协助下坚持工作。他从各种书籍中收集资料，为《金枝》出版了《再生草：〈金枝〉补编》(Aftermath: A Supplement to The Golden Bough，1936)。在晚年，弗雷泽还不停地辗转于伦敦和巴黎的旅馆以及在剑桥租住的一间平房之间。
1941年5月7日，弗雷泽在剑桥辞世，享年87岁。几个小时后，他的妻子离世。一年之后，马林诺夫斯基也撒手人寰。弗雷泽的一生，几乎是工作的一生。据他的传记作者统计，他一年工作48—50周，一周工作7天，一天工作12小时甚至更多，每天都忙于阅读、写作、校对和写信，没有节假日。即使结婚以后，他与妻子也达成协议：每天早晨8点在学院开始工作。弗雷泽的勤奋是加尔文教徒“工作狂”伦理的出色典范。弗雷泽的朋友、人类学家马雷特在弗雷泽的讣告中称他为“学界的运动健将”(an athlete of the study)。在我看来，弗雷泽堪称学术的圣徒，他向我们显示了人性所能达到的境界和高度，用今天的流行语来说，他不仅是牛人，而且简直就是神人。
一个人一生能讲几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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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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