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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拉(Vöyri)是芬兰西部芬兰语和瑞典语地区的语言边界。1965年，航柯在沃拉组织北欧民族学和民俗学间的合作项目，主题是讨论跨学科的田野作业。这标志着芬兰民俗学重要的历史地理学传统逐渐衰落，民俗学从重视文本转移到对表演者和讲述人的关注。
航柯为芬兰和北欧民俗学界带来功能主义的新视角，他是北欧国家“新民俗学”的先驱。从20世纪60年代起，他的兴趣从研究传统文本转移到研究文本的生产者、表演者和观众，例如，1962年出版的《英格里亚的精灵信仰》搜集了大量民俗档案，重视田野作业和研究活态民俗、民间信仰以及传统承担者。他在芬兰文学学会档案中发现英格里亚守护精灵传统，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到芬兰和瑞典的英格里亚移民做调查访谈。1970年，航柯与尤哈•本迪凯宁(JuhaPentikäinen)合写芬兰语《文化人类学概论》[6]，同一时期有大量的人类学和田野作业理论从美国传到欧洲学术界，他将新的民俗学理论介绍给芬兰学者和学生。
1963年至2000年，航柯开始研究芬兰北部闪米人(Sámi)的民间信仰。在他的推动下，许多田野调查小组来到位于芬兰北部拉普兰地区的达尔瓦达斯(Talvadas)，他们访谈当地居民，调查闪米人的民间信仰。现在学者们的研究兴趣已经改变，但长期集中于一个地区民间信仰的田野调查在民俗学界是独一无二的。
航柯很早就关注史诗传统和《卡勒瓦拉》(Kalevala)研究。20世纪30年代美国荷马史诗专家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和阿尔伯特•洛德（Albert Lord）在巴尔干地区调查活态史诗传统，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验证假设，讨论荷马和他的两部史诗的关系。航柯决定以他们为榜样，去寻找一个活态的神话史诗传统。
经历了在中国和印度的田野之旅，航柯最终在印度南部西海岸的卡纳塔克邦(Karnataka)建立了田野基地。1985年，航柯受邀到印度的乌杜皮县(Udupi)，在一个节日研讨会上比较图鲁纳德(Tulunadu)和芬兰民族史诗，讲座题目是“芬兰民族史诗起源”[7]。1989年2月，在乌杜皮和达尔玛斯撒拉(Dharmasthala)组织了“芬兰·挪威·印度”的国际民俗学田野作业训练课，图鲁语(Tulu)地区居民有丰富的活态史诗传统，他由此结识西里史诗(Siri Epic)演唱者戈帕拉·奈卡(GopalaNaika)。
学者们在观察活态口头史诗后提出很多新的理论问题，例如，语境对文本内容变异性的作用，记忆和口述的问题，口头叙事和编辑书写的区别，演唱和口述过程中的文本变异性，演唱者在传统社区和社会权力结构中的角色。变异性是口头史诗的一大特点，这意味着没有绝对“正确的”文本。前人是如何将这样富于变化的材料整理成单独的史诗文本出版的呢?航柯试图回答这些隐藏在口头史诗编辑整理者内部工作中的诸多问题。
航柯与印度本地学者合作研究口头史诗的文本化过程，图鲁纳德口头史诗为这一设想提供了可能，在口头史诗的编辑和文本化过程中，既可以对当地史诗演唱者做田野访谈，又可以观察编辑者们的工作实践。
20世纪90年代，航柯组织了一系列比较史诗学的学术研讨会，组建了由来自世界各地的70多位史诗研究者参与的学术网络。一些研讨会安排在重要的国际学术年会上，例如1995年，在印度迈索尔(Mysore)举办的第11届国际民间叙事学研究会上，就设立了题为“口头和半文本史诗”的平行会议。1999年8月，在芬兰图尔库举办的第5届国际民俗学者暑期学校，设立了“《卡勒瓦拉》和世界传统史诗”课程。航柯建立了民俗学者暑期学校，1991年夏天首次开课，此后每隔几年就有一批学者和研究生齐聚芬兰，就当前流行的学术方向进行为期一周的培训。民俗学者暑期学校从创办初始就具有国际性、洲际性特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暑期学校的投资方之一。
1996年，来自世界各地的比较宗教学专家学者参加图尔库研讨会，讨论传统史诗、丝绸之路上的史诗、史诗表演的模式、口头史诗的文本化等话题。世界顶尖的史诗学者定期聚会，与民俗学者通讯合作出版了大量前沿学术著作。
航柯希望在印度找到并澄清史诗研究的理论问题，通过印度经验推进史诗研究。他根据篇幅长度和表现形式，将史诗区分为两种类型，分别是长篇史诗和短篇史诗。其中，短篇史诗最多只有一千行，可以通过记忆背诵。根据帕里和洛德的研究，成千上万行的长篇史诗要求技艺高超的讲述人不仅要学习和牢记内容，还在表演过程中根据不同大纲随时创编文本。2000年，航柯提出俄罗斯卡累利阿北部的《卡勒瓦拉》类型史诗曾经也是长篇史诗，在19世纪记录到最长版本的文本，后被人为地缩减到500行以内。
1990至2000年，航柯的学术重心集中到神话史诗研究，随着在印度南部田野调查的日益深入，他的学术重心转移到对理论和概念的关注。他研究不同的长篇史诗表演的共同特征，提出“精神文本”(mental text)概念。航柯认为“精神文本”可以描述长篇史诗演唱者头脑中的史诗整体。
西里史诗演唱者戈帕拉·奈卡的精神文本就是一例，在史诗的主线之外，还有其他辅线，例如，描述史诗主要情节的知识，使用史诗语言的技术(词语、程式)，前期的语言材料等。演唱者在表演过程中收放自如，面对个性化的表演环境时选择不同的材料。长篇史诗内容太长，不可能表演全部内容，一般只会表演史诗的其中一部分内容，或减少一些情节。
航柯认为隆诺德不仅是《卡勒瓦拉》史诗的编辑，他本身应该被看作是长篇史诗演唱者。隆诺德发展了“借用演唱”(singing with borrowed lines)方法，而不是自己创造诗行，他不用回看记录就能掌握《卡勒瓦拉》的诗歌语言。演唱者通过长期表演掌握并深化长篇史诗的精神文本，隆诺德可以与长篇史诗演唱者比肩。
2002年7月，航柯教授在最具创造力时猝然离世，他正在为很多过去的问题寻找答案，他提出的新问题也将被其后学们继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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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微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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