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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学理论
航柯提出“民俗过程”(folklore process)概念描述各种现存的民俗事象，虽然未能继续深化这一概念，但为民俗学者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航柯试图使用清楚明白的概念和理论，向对民俗感兴趣的初级收集者、研究者和社会公众解释什么是民俗，从民俗学的视角描述现代化进程。
20世纪80年代，“民俗主义”(folklorism)作为假传统的代名词被滥用，而失去活力，航柯为民俗学提供新的讨论范式。航柯辩证地对待本真性(authenticity)概念，他强调在不同的语境下民俗的展现方式不能相互混淆和比较。即使民俗文本看起来相似，本质亦有区别，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展示其原真性(genuine)。航柯使用英语和芬兰语发表民俗过程的概念，英文版论文《民俗过程》在第一期国际民俗学者暑期学校上发表，但缺乏更广泛的资料搜集和更细致的个案解释。
民俗过程研究在这篇论文发表后有一定进展，航柯简单分析了民俗过程的程式，他本想对民俗过程概念做更系统地研究，但由于缺少实地调查研究，人们往往简单对待了这一概念。在航柯看来，民俗过程的观点结合了民族主义过程，也结合了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8]，以及米罗斯拉夫·赫洛奇(Miroslav Hroch)传统建构发明的过程。[9]
20世纪60年代，航柯在调查民间信仰时就开始关注传统体裁(genre)的不同类别。[10]1989年，他在《民俗学体裁理论》一文中，探讨如何描述散文传统中不同体裁的相关性，体裁具有什么特点，传统的分类问题意味着什么?他使用了马克斯·韦伯的理想类型(ideal type)概念，甚至比芬兰的社会学家更早地使用了这一概念。
航柯的体裁概念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一直在深化这一理论观点。他根据功能主义理论区分不同体裁，认为不同的口头传统方式在交流过程中具有不同特点和功能。所有典型特点都呈现在各个体裁的理想类型中，这些共同特征总结出一般程式。航柯实践理想类型的方法，虽然未谈及埃德蒙德·胡塞尔，但他逼真地还原了胡塞尔的思想。现存的民俗事象符合传统体裁中的不同理想类型，航柯对传统体裁的研究与对原型研究的方法类似。他希望从自己的观点出发，取得理论支持。
航柯与丹·本·阿莫斯(Dan Ben-Amos)对分类原则开展长期讨论，一方面是传统承担者自己的主位体裁分类，另一方面是研究者总结出的客位学术分类。本·阿莫斯关注于传统承担者的主位视角，即“粒沙中见世界”，航柯则两方面都看重。航柯是新民俗学的代表人物，虽然有人认为民俗是不能分类的，但航柯认为可以相对的看待体裁的分类，就像生物学的植物分类一样，通过可识别的特点区分。
意义研究
航柯指出，民俗学者在没有使用“意义”(meaning)概念之前，已经开展了对意义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民俗学者才使用“意义”这一词语，继而对意义的研究逐渐深入，他的文章发表于对意义研究的这股热潮中。
第一篇文章《民俗学的意义研究》[11]，是1986年《斯堪的纳维亚民俗学年鉴》的前言，航柯比较了民俗文本中的文本意义和语境意义。第二篇文章发表于同一期年鉴中，他发展了自己的观点并使用了较为挑衅的标题“意义大于文本”(Empty texts, full meaning)，文章的副标题“论民俗中的形式转换意义”(on transformal meaning in folklore)揭示了他要讨论的问题。航柯区分了两种类型的意义，一方面是文本的、形式的意义，例如档案，其意义是可以在民俗文本中解读出来的。另一种是可以转换形式的意义，在表演者和听众之间的表演过程中自然产生。为了研究形式转换意义的构成，航柯参考了美国学者桑德拉·杜比·斯塔(Sandra K. Dolby-Stahl)的建议：民俗学者自我反思，分析民俗学者使用民俗的过程。航柯分析了自己经历的在人们谈话过程中使用谚语和轶闻的个案，在个案中他详细描述人们在语言交流时的互动过程，人们在对话时使用民俗文本(谚语、趣闻)的瞬时状态，在特殊状态下的个体如何努力表达自己的意思。
这两篇文章均能体现具有航柯式特点的概念分析，讨论民俗学问题意识和民俗学者使用意义的概念，他根据语言学和符号学术语的概念框架，借个案研究阐释理论概念。在第一篇文章中，航柯提出总论和核心的概念性框架，在这个框架中介绍各篇文章。第二篇文章是航柯式的讨论、解决问题的风格，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分别以芬兰语、英语和瑞典语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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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微信平台
【本文责编：郑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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