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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大脑框架的长篇类型
在搜集全盛期是没有长篇类型流行的。然而,我们不应从表面价值来看待这种情况。就其本身而言,搜集是一项复杂的程序,它会千方百计地阻碍演唱的自由传播和充分发挥。显然,当歌手对乏味的听写工作或者因演唱被打断而失去兴趣时,训练不足的搜集者只能得到未完成的作品和片段。阿尔希帕?佩尔图宁(Arhippa Perttunen)的父亲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卡累利阿的拉普卡(Lapukka)海滨演唱的歌曲可能比搜集者得到的要长很多,那里的渔民能唱上一整夜也不会重样。然而,之前从没有持续过那么长的时间,这很可能是他们把歌曲按次序排列了。对于最好的歌手来说,从400行到4000行,在技术上并不是什么难事。他们很可能在演唱比赛中达到过那个长度,但从没被记录过。一个小时600行的演唱速度仍然相对正常,如果中间休息几次的话,演唱六至七个小时是很可能的。把搜集到的关于几个话题的诗系按次序排列,就给人以一部长篇史诗蓝本的印象,因为大多数10行至20行的情节可以很容易地通过详细阐述和添加想象来增加5倍至]0倍的长度。
这样的表演可能会偶尔发生,但从不曾记录成文本。然而,这种由简明且包含相对稀少但有效诗意形象的叙事话语所构建的诗学理想,不能归结为因搜集方法问题而产生的视觉误差。长篇类型可能偶然存在,但把关于史诗中主要英雄的所有知识都连在一起的长篇类型显然并不是理想的目标。
那么,伦洛特所发现的并不是现实中演唱的长篇类型,而是优秀歌手的史诗视野。他与歌手们讨论了万奈摩宁(Vainamonen)、伊尔马利宁(llmarinen)、勒明盖宁(Lemminkainen)或者在不同地区有不同名字的英雄们的世界和生命。他和奥特列·马利宁(Onteri Malinen)、瓦斯拉·凯列万宁(Vaassila Kielevainen)、阿尔希帕?佩尔图宁等人的讨论对长篇史诗类型的探索是有决定性的。他发现了歌手在表演具体诗歌时所操控的大脑框架。伦洛特弄清楚了两件事,一是大脑框架所覆盖的部分并不是诗中明确提到的,而是用各种方式使之连贯的地方；二是大脑框架是个人的,没有必要和其他歌手分享。我很犹豫地使用“大脑文本”这个词,因为我们鲜有关于大脑框架内容的证据,也没有他们在衔接长篇诗歌体系中应用的很多文本证明。但是,用现代话说,他们肯定存在着某种发射台,用来在语境中表演个人诗歌,这通常要比一首诗歌掌握更广泛的材料。这些大脑框架激励着伦洛特。他可以在编辑长篇史诗的故事情节时使用它们。
卡勒瓦拉之路:从威耶纳史诗到民族精品
这样,《老卡勒瓦拉》变成“歌手跟随者”的试验场地。它90%的材料都来自靠近芬兰边境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卡累利阿,被搜集者们叫做威耶纳(Viem)的一个小区域。伦洛特运用的材料包含语言和内容的一致性。来自其他地区的歌手虽有不同的解释,但对此也少有争议。其结果是成就了一部威耶纳史诗,它是属于地方传统系统的歌手对流传的史诗信仰和表达的妥协与同化。尽管伦洛特制作的许多韵体诗行看起来并不是必要的,而是他决定要放在那里的,但是这些诗行仍然遵循着核心歌手的指导。《老卡勒瓦拉》变成了一部有开放结局的史诗,正如伦洛特自己所说,以及《老卡勒瓦拉》附录里的诗歌异文所显示的一样,它只是一个在次序编排上未必算得上最终版的练习。
然而,那就是这条路的尽头了。14年后的《新卡勒瓦拉》包含了如此多地区和歌手的诗行,以至于那些仍然有可能从《老卡勒瓦拉》中辨认出的衔接性错觉,不得不用别的什么东西来代替了。史诗的制作者不能再隐藏在口头歌手后面了。他的材料比任何人都多。他在四音步诗方面的叙事能力也是无人能及的。只有在这一点上,伦洛特迈出了最后一步,宣布自己是一个歌手或者史诗制作者,并拥有与口头歌手一样好的材料控制力和同等的编纂权力。他比任何评论者都了解更多的关于活态诗歌的异文,他认识到通过民族志诗学的方法可以建构一部长篇史诗。不同版本卡勒瓦拉的出现也证明伦洛特是正确的。史诗并没有单一的形态。相反地,伦洛特说,在整理《新卡勒瓦拉》时,他的材料是非常充足的,以至于能制作出七个完全不同版本的卡勒瓦拉。
长篇史诗的个体性
尽管如此,卡勒瓦拉进程中最令人惊奇的还是故事的增长,从5000余行的《原型卡勒瓦拉》到近23,000行的《新卡勒瓦拉》,除了文字的润色和增加了循环与插曲进行扩充外,故事的基本线索并没有大的变化。这一发现意味着伦洛特的史诗视域形成得相当早,并且基本上他只是继续着同样地编辑和书写,但又在不断地发展大脑文本使其越来越完善。这个加以必要之变动(mutatis mutandis)的过程和我在印度卡纳塔克邦(Karnataka)见到的斯里史诗(Siri epic)文本化的过程非常相似。
当然,一个能写作的学者和一个不识字的歌手之间的区别还是明显的,但不能隐藏的事实是:(1)一部长篇史诗通常是个人的工程,而不是一项集体事务；(2)口头史诗传统提供了实现这一工程的可供选择的方法；(3)没有歌手个人的大脑文本在现实表演中的适应和大脑编辑,文本一致性也是不可能实现的。总之,表演中的一部长篇史诗是一个大脑的产物。概述伦洛特大脑文本的发展,阐释其中的细节并关注他吸收或者抛弃了什么,将是一项单独的任务。在这一点上清晰的是,伦洛特作为诗行机械编辑者的观点必须被取代为,一个操控书写的传统史诗歌手的形象,且他又履行了 口头性的规范和诗意潜能。事实上,大多数的实例也是介于口头和书面史诗之间的文类。对于任何怀疑这个论证的人,应该给他们两万到三万口头诗歌的诗行,并让他们用书写来演述史诗。这样很快就会证明,没有个人的诗歌视野和系统发展的大脑文本,工程就会失败,剩下一堆混乱的材料。
卡勒瓦拉故事的五次表演组成了一份有价值的厚重材料,但还没有人从伦洛特大脑文本的角度进行全面地分析。一百多年前,大多数芬兰民俗学家的研究发生了转向,他们相信口头表演的卡勒瓦拉比史诗更有价值。现在是时候再次转向了,引领新一代的学者走向五种卡勒瓦拉的财富宝库。这对于从口头与书面的交界面来彻底调査史诗制作是一份独一无二的原始资料。关注“东波罗的海地区传统史诗"(Traditional Epics of the Eastern Baltic Sea Region)的国际项目已经开始启动。这个项目要比较在爱沙尼亚、塞图地区和拉脱维亚发现的其他长篇史诗。有别于其他同类项目,这个项目认真地对待传统长篇史诗,不认为它们是二次开发,而觉得它们比制作长篇史诗所用的短歌更有趣。长篇传统史诗不能被看成是机械编辑或者人工结构的产物’它是个体表演者衔接口头与书面诗歌视野的成果,也是在口头传统及其诗学规则基础上详细阐释的一个有趣的故事。
注释：
①《老卡勒瓦拉》于1835年出版,1985年曾召开过出版150周年纪念会议。——译者注
②有趣的是,在万农·考孔宁(VainiS Kaukonen)关于四种《卡勒瓦拉》和相关资料的纲要性发言中,并没有提到《学生版卡勒瓦拉》。显然,卡勒瓦拉的权威研究还没有发现“卡勒瓦拉进程”的全部。对他来说,这一发展以《新卡勒瓦拉》结束,而《学生版卡勒瓦拉》并不重要。在考孔宁的其他著作中也暗示着《新卡勒瓦拉》在他眼里已是最后的代表作,是“神圣”形式,不能被任何人篡改,甚至伦洛特自己也不行。
③一个重要的特例是著名的塞图“民歌之母”安妮?瓦巴那(Anne Vabanra)演唱的长篇史诗。
④关于这里使用的术语,参见航柯1998年著作的索引,史诗语域、大脑文本、多相面。
⑤鲁诺(runo),古代斯堪的纳维亚和芬兰地区的一种民间诗歌形式。——译者注
⑥康特勒(kantele),一种流传于芬兰、爱沙尼亚和卡累利阿等地区的传统弹拨乐器。——译者注
作者：劳里·航柯,芬兰图尔库大学； 刘先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少数民族文学系博士研究生； 尹虎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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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族文学研究》2015年第1期
【本文责编：孟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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