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16世纪到20世纪的长达五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中，萨满被西方人标签化为恶魔代言人、江湖骗子、自然之子、精神错乱者、部落的精神分析师等都多种形象。而萨满形象的每一次转变都与西方社会自身社会思潮密切相关。本文正是跨越时光之旅，希望在西方文化的潮流变革中去追寻被视为“他者”的萨满被塑造的社会情景、理由和过程。

　　一、16世纪到17世纪：基督教王国来者眼中的异教徒与魔鬼的代理人

　　在基督教的信条中，虽然巫术是一种罪大恶极的活动，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中，基督教教廷并没有对巫术进行严厉地制裁。自15世纪中期起，由于欧洲社会处于瘟疫横行、政治混乱、宗教纷争境况之中，艰难生活和恶劣处境使人们产生了恐怖幻想。同时，欧洲教会将巫术和挑战教廷权威的异端联系在一起，对巫术的态度发生了极端的变化，将巫术活动视为十恶不赦的犯罪。由此，“邪恶化”的巫术实施主体者巫师的形象被拟构出来即他们是一群将灵魂交给魔鬼撒旦并效力于他的人，专门从事邪恶之事：他们会用催情药和毒药膏向他人下毒致病;他们带来闪电、暴风骤雨和瘟疫，毁坏葡萄园和牲畜群，从母亲手中夺过幼童然后将他们烧死或者用婴儿炼制飞行油膏涂抹在身上、骑上扫帚去参加恶魔集会。1484年，教皇英诺森八世颁布通谕，谴责巫术迷信，正式提出对施展魔法和巫术的人给予制裁。之后，德国宗教裁判所审判官员雅各布.施普伦格又出版了审判巫师的“圣经”《巫师之锤》，将猎巫运动推向了高潮。从15世纪末到17世纪整个欧洲都被巫术大恐慌的氛围所笼罩。浸染在巫术恐慌中的欧洲人头脑中被灌输着这样的观念：那些唤醒神灵的巫师召唤的都是魔王撒旦统治下的恶灵(因为天使和圣徒等善灵只能祈求不能被胁迫召唤)，但是最终这些巫师反被撒旦强大的力量所控制成为受制于它的人即撒旦的仆人。

　　同时，自从哥伦布新航路的开辟以及随之而来的世界海路的开通，打破了世界各地区原本的隔绝、闭塞状态。为了寻找更多的黄金、白银和香料等名贵产品，欧洲许多国家积极地进行海外探险和殖民掠夺。在向外探险、殖民的队伍中，传教士的身影随处可见。法国安德烈(Adnre thévet)神父就是他们其中的一员。当这位神父看到图皮南巴人中被称为帕该(pagé)的萨满时，他们对这些“异教徒”发出深恶痛绝地批判：“他们是如此远离真理，越过他们从恶灵那里受到的烦扰和他们梦想的错误——如此的没有理智，以至于他们通过叫做帕该的魔鬼的主人而崇拜魔王”“这些异教徒盲目地可怜，他们是真正的恶魔忏悔者，恶魔使他们还活着的时候就提前遭受到地狱中的折磨。” [2]

　　在对待非基督教信仰时，当时的一些学者也与牧师们保持了高度一致的态度。16世纪30年代西班牙的历史学家和航海家奥维耶多(Gonzalo Fernández de Valdés)在西班牙殖民地伊斯帕尼奥拉岛遭遇了土著们的萨满信仰(他观察到土著们崇拜一种叫塞米(cemí)的神灵，当地的一位老者是人与这位神灵的中介，他通过吸食烟草请塞米神附体并向他祈求雨水、丰产和战争的胜利)。文化震惊之余，他愤慨道：“我对于印第安人沉迷于错误当中并不感到震惊，他们还犯了其他错误，比如他们不知道全能的上帝，却信仰那些有各种形象和形式的魔鬼 ……人们相信魔王可以附体在他身上并且借他之口说话，仿佛魔王就是他的主人。”[3]

　　虽然现有的文献资料中关于16世纪到17世纪西方人对萨满(教)的记录寥寥，但是我们也可以从中管窥一二：在这些来自基督教王国的人眼中，萨满就是撒旦的人间代理人，萨满信仰者就是“罪大恶极”的异教恶灵崇拜。

　　二、18世纪：启蒙主义者眼中的理性之敌、骗子

　　18世纪，巫术大迫害在欧洲逐渐淡去，启蒙主义兴起,他们用理性/愚昧、进步/落后的二元观来划定了欧洲与他者的边界。在他们眼中，萨满是低劣的魔法师或者荒谬的骗子，其仪式活动不过是带有欺骗性的魔术表演。苏格兰外科医生约翰.贝利(John Bell)于1720年在西伯利亚西南部发现当地说突厥语的人中有很多萨满。他及同伴见到了当地著名的一个年轻女萨满。这位女萨满给他们看了她的神器：被丝绸包裹的木质神偶和装饰着铜片、铁铃铛、彩色布条的萨满鼓，并邀请他们观看萨满仪式。当贝利看到：她击起鼓、唱起神歌，抖动着衣服上的铃铛，嘶喊着、跳跃着直到面色通红、口吐白沫，歇斯底里地召唤她的精灵的附体的场景和用匕首刺进自己的身体，然后声称自己用神力止住了血，从而赢得了当地人的膜拜的时候，蔑视地将萨满的行为看作是小丑的杂耍表演，而当地土著都是轻易就被蒙骗的愚民。德国植物学教授盖莫林(John Gorge Gellin)在西伯利亚地区进行探险时也遭遇了萨满，他直接将萨满的行为贬损为骗术，并为了揭穿所谓的“骗术”，他还付费让萨满进行表演，最后愤恨地说到应该将这些招摇撞骗的人流放到银矿去。更有甚至，在殖民地，一些来自西方的启蒙主义者经常利用职权之便随意愚弄、羞辱萨满，让人用刀子划破他们的神服，逼迫他们签写自己是骗子的供罪状。如果有人稍有反抗，他们的神服和神鼓就会被没收。

　　自西伯利亚地区被沙俄帝国蚕食之后，为了更好统治这片辽阔的土地和掌控那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情况，沙皇曾多次向该地派遣探险队，18世纪30年代的大科考就是其中较大的一次，长达十年之久。在此过程中，科考队员记述了他们在西伯利亚地区观察的萨满。在他们眼中，这些萨满就是游刃有余地玩弄诡计、迷惑一群愚民以引起他们对自己虔诚的敬仰的人。

　　当这些科考队员将他们在西伯利亚的所见所闻报告给沙皇彼得大帝时，这位俄帝国的最高统治者立刻要求西伯利亚总督寻找几名当地萨满送到莫斯科，甚至恐吓如若不安命令行事，将受到最严厉的惩罚。沙皇的目的是想通过这些异邦“稀奇的玩样”展示出帝国的地大物博。只是，第一次探险队送去的并不是萨满而是几名普通的土著。在帝国宫廷，几名土著被当做弄臣、小丑来取乐于皇室。不久，为了组成“纹身小丑队伍”，这位帝国统治者再次要求西伯利亚总督进贡几名萨满，并强调让他们带上他们的萨满服和萨满鼓。很快，24名萨满被作为贡品进献给了沙皇。之后，帝国宫廷里不断地填充着来自西伯利亚各部落的萨满。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她提出国家的统治应该理性与现代性并举，希望启蒙之光普照帝国的每个角落。在她眼中，西伯利亚的萨满信仰就是理性之敌，她命令考察者们不要过多关注各地萨满现象的差异，而应专注于它是何等的荒谬并着力去拆穿它们。

　　三、19世纪西方人的萨满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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