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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中国的社会转型，社会学的想象力至少应涵盖这样三个层面：
首先是在微观事实与宏观结构之间进行穿梭的贯通能力，即穿透个体经验与社会结构的能力，这是米尔斯本义上的社会学想象力的基本内涵；
其二是穿透历史与现实的洞察能力，即一种通透性的历史能力，具体而言就是贯穿传统社会（或前现代社会）、共产主义和后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解能力与洞察能力。强调这一能力的原因在于，我们关注今天的社会转型，就不能不了解转型前的社会即超过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社会，同样不能不关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前的传统社会前现代的农业社会是共产主义文明产生的土壤，也是今日社会转型的基础与条件。穿透历史与现实的能力也是社会记忆的能力，如同米尔斯曾强调的“所有名符其实的社会学都是历史社会学（historical sociology，米尔斯，1995）”。
其三也是非常重要的，是对一种文明及其转型的独特逻辑和微妙运作进行解析的能力。我们一直认为，把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独特的文明形式来对待，才能揭示其中的许多奥秘及其内在的机制与逻辑。无论从经济发展水平、科学技术水平还是从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来看，超过六十年的社会主义的历史都应该是一种“文明”的历史。而更重要的还在于这一文明相对于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文明的独特性，这样一种文明中蕴藏着太多等待破解的谜团它极强大的动员裹胁势能，它改造和重建人们精神世界的能力，它促使人们放弃自我和自由服膺于统一的思想和意志的能量，它作为制度和意识形态运作的实践过程和逻辑，不了解这一切，就无从理解现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也无力解释当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作为同属社会科学门中的社会-文化人类学，同样需要面对上述社会变迁与社会转型的“要命”而“有趣”的问题，然而与其姊妹学科社会学相比，中国人类学所面临的挑战和困境似乎更为突显。作为社会-文化人类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和表述形式之一的民族志，在面对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的诸多重大问题时，似乎更显得无效、无能，甚至无声；而且相对于社会学的类似局限似乎有着不完全相同的“短板”。其具体表现有：执著于传统的、琐细的、边缘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有时似乎依然在猎奇或“搜神”，绝少触及社会生活中的重大变化和重要问题，与正在发生的重大社会变迁似乎并无关联；以所谓单纯描述文化为主旨，绝少提出和回答社会科学的真问题，缺少理论关怀和创构理论的抱负；自闭于“学术的”象牙塔，自说自话，自娱自乐甚至自大自恋，缺少必要的社会关怀和学术担当；面对丰富多样、复杂多变的社会、文化对象缺少开阔的视野和宽厚的胸怀，甚至在学科内部对自己的同行都不能理解、难以包容。这样的“自我中心”和自我放逐只能导致学科的日益边缘化、零碎化、奢侈化，必然无法承担起生产与积累学术知识，并且将社会科学发展为“一种公共智识的工具”、说明和解释“人类的处境”、促使“人类觉醒”的责任与使命。
人类学的田野作业和民族志写作是通过对社会与文化的结构性描述建构理论的过程，其方法论核心在于已成为人类学研究典范的“以当地人的观点看问题”（from 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鉴于上述社会转型对社会科学的需求与学科自身的特点与局限，我认为有必要将“社会学的想象力”发展为民族志的洞察力（The Ethnographic Penetration），亦即以同样充满智慧的心智品质、运用人类学经典的理论和方法，承担起破解和分析社会转型，进而解释和说明人类处境、启示人的觉醒的责任；与此同时，不断推进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创新和进步，将求知的好奇、破解谜题的乐趣与社会责任、人文关怀融为一体。有人认为，生于中国社会是一种不幸，但我想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者生于当代中国社会却是一种幸运、是生逢其时，原因在于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在人类历史上堪称独特、拥有最多人口而且对世界格局有着重要影响的社会，而这个社会又正处于它的大转变时期，正在艰难地探索着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之路。这样一个社会和这样一个时代为学术提供了发展和创新的重要资源和机遇，也成为研究者重要的灵感来源和知识宝库。总之，社会科学应该在其中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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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在线 2012年07月22日08:41
【本文责编：CFN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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