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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西文化史上的价值
汤姆斯本人如此珍爱的译作，难道真的如英国媒体和汉学界说的那么一无是处吗?笔者认为，在中西文化史上，汤译《花笺记》在文献学、文学、社会学方面，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第一，汤译本为《花笺记》保存下一个独特的中文版本，这虽与语言翻译无关，但该译本的文献学，尤其是版本学价值却在不断显现。
汤译本是中英合璧的双语版本，上中下英。上排中文虽是竖排，但行列顺序已根据英文读者的阅读习惯做了调整，从“由右至左”而“由左至右”。下排英文与上排中文逐行对应，虽乏韵律，表面看来却呈诗行。学界至今没有发现汤译本中文部分所依底本，这使该译作具有了版本学的价值。梁启昌说：“汤氏译本所附的中文原文可以作为研究《花笺记》版本问题的宝贵参考资料。”(29)但他本人并没有深入展开这一话题。有效利用汤译本版本价值的学者是梁培炽，他整理的《〈花笺记〉会校会评本》以现存最早的静净斋版《第八才子花笺》为底本，同时集海内外所见珍本会校会评而成。梁注本为《花笺记》的整理和传播做出了显著贡献，该注本根据汤译本做了不少修订，但仍有某些地方有待完善。
一是梁注本没有注出汤译本存在的所有不同之处，有的虽被校出，在注释中却写错了。比如，“棋边相会”一节中，汤本“会娇娘”梁本误注为“今娇娘”;“步月相思”一节中，梁本注曰汤本缺“泪湿花边谁为止，伤心无伴倚栏杆”一句，实际这一句并非缺失，只是被误放在了“留连不觉天将晚，日沉西岭正得回窗”一句的后面。由此可见，解决版本问题，不能完全依靠梁注本的现有结论。校勘虽然琐碎，但却是一切文学研究的基础，容不得丝毫马虎。
二是汤译本中某些更为合理的文字经梁译本筛查后反被忽略，甚为可惜。如，“杨爷回拜”一节：女主角杨姚仙的父亲听说梁生尚未定亲，有心将女儿许配给他，却又不便开口，此处，某些版本为“杨君已有招婚意，此时未爱就开言”，显然不通。梁注本采用的是“杨君已有招婚意，此时心爱就开言”，不免唐突。汤译本为“杨君已有招婚意，此时未便就开言”，最近情理，反而没被梁译本采纳。根据情节发展，到了后面的“夫妻贪婿”一节，杨君夫妇还在犹豫：“几好便时开一句口”;再到“差仆接主”一节，梁生前来饯别，杨家再不开口，可能永远错失良机，此时，杨父才不得不亲自为女提亲，说：“老夫一女年登对，不鄙寒门愿结亲。”又如，“复遇芸香”一节，梁生请婢女芸香通情后，一直焦急地等待姚仙的回音，在后园再次见到芸香，喜形于色，梁注本云：“梁生望见丫鬟到，叫一声贤姐喜欢天，想必那人传密约，今宵曾否会神仙。”汤译本是：“梁生望见丫鬟到，叫声贤姐喜欢天，想必已经传密约，今宵曾否会神仙。”对于梁生来说，此时最想了解的是芸香是否“已经”向姚仙传达了自己的心意，完全没必要强调是否是“那人”传的密约，因为密约相会一事原本就只有梁生与芸香两人知道。
此外，汤译本的某些“错误”有着特殊的研究价值。如，汤译本中的“返”几乎全部写作“番”，有时“归”亦写作“番”。如“托眷钱衙”一节中，“一年任满返京日”汤译本作“番京日”;“待我归朝方接你”，汤译本作“番朝”。梁启昌曾指出，汤译本保留了番、胡等字眼，意味着他所采用的底本可能是明末版的。汤姆斯在序言中也说《花笺》“首次出现于明朝”(30)。虽然不敢就此断定该版本就是明版，但至少可以说它是现存最早版本的一个姊妹篇。汤译本所犯的另一独特错误是多数“睇”字写作“體”。如，“过婢陈情”一节中，“举头睇见一婵娟”，汤本作“體”;“闺门达情”一节中，“谁人睇见不心酸”，汤本亦作“體”。有趣的是，梁启昌发现四年后出版的马礼逊编辑的《广东省土话字汇》也犯了同一错。如，“你试體吓佢在處唔在”(You see whether he be at home or not)、“佢定要拉我但體戱”(He would drag me away to see the play)(31)。不知这一错误，究竟是该归因于该书的编者马礼逊还是印刷者 G.J.Steyn and Brother?这实际上从另一侧面显示了汤译本在当时的影响。
第二，在英国读者看来，汤译本虽然平淡朴素(plain and simple)，但某些流畅的译文还是博得了评论员的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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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5年04月22日 0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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