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著译文

　　这就是这场“文学革命”发生的关键所在。诸如胡适等那些在海外留过学的年轻中国人和那些通过译文熟悉西方文学的年轻中国人(经常是通过日文——— 鲁迅是这个群体中的最著名的人)起而反对文言文，并开始在他们的著作中使用老百姓的语言。正如在欧洲19世纪早期发生的那样，这在中国导致两类发展。一个群体专注于研究中国的过去。在胡适及其同事的带领下，该群体的人努力证明白话文学是汉语固有的，绝非新鲜玩意儿。他们声称，在早期的文学活动中，部分人就已经使用口语，而且这在文学的最初阶段是绝对真实的。但是，慢慢地，随着岁月的推移，口语被雅化并发展成文人的文言文。诸如胡适的枟白话文学史枠等书都含有用口语写作的早期中国文学十分有价值的文本和文本碎片的章节。而且，关于中国诗歌独特风格和形式的起源与发展，尤其是对公元前3 世纪的楚辞，该群体也提出了新的理论。因此，他们发现存在于旧文学中，尤其是存在于早期诗歌中的范例，这些范例能使当下文学恢复活力或转型。他们认为中国古典小说是散文体文学的最佳范例，并且这个群体成员的许多早期文学作品与古典小说的风格十分接近。进而，他们提倡，现代文学不应该仅仅只是模仿西方经典，也没有必要非得横扫所有本土文学传统，而是应该发展在中国经典文学宝库中已经出现的苗头。在我最近一次和胡适的谈话中，他非常明白地强调这一点。有人可能会认为这种定位是“保守的” 。事实上，这个群体的成员也被其他群体的成员指责为是秉持守旧的立场。但是，既然在实践中全面革新中国的传统势必效仿欧洲的发展，我们也认为这是民族主义的取态。因此，这个学派的代表是政治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的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或自由的民族主义者就是十分耐人寻味的。而且，也不难理解这个学派后来在蒋介石统治的台湾找到了它的避难所和保护地。从这个学派初始之日就是其领导人的胡适，几年前才在台北中央研究院的院长任上过世。

　　另一个群体则是沿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当然这也是欧洲19世纪有过的路径。他们宣称真正的途径是创造一种新的、大众的和能够被普遍理解的文学。这种写普通人说的和做的每件事的文学是走向老百姓的，并学习老百姓的语言。很快以鲁迅为首的这个群体自然引导着中国民俗研究的发展。这个群体重要的领军人物是鲁迅和到现在仍然健在的顾颉刚。其中心是五四整个文学和政治运动发源地的国立北京大学。因为年轻的中国学者总是对诗歌有着特殊的感情，国立北京大学的学生率先收集歌谣，尽管很不幸的是他们只收集文本并不收集音乐。几年后，从中国各地收集的万余首歌谣被保存在档案袋中。那几年，通常是在办刊时间不长的文学和民俗学杂志中有选择性地刊载了部分歌谣。后来，大量的收集上来的这些歌谣以专书的形式出版。但是，直到今天，这些以档案方式保存的歌谣资料仅仅只有极少的一部分以印刷品的方式面世。

　　民间故事的收集起步要稍晚些。对于这些故事收集者而言，原本的语言和风格从来都不是十分重要的，这使得甚至今天，几乎没有故事文本让我们产生这些收集者所说的确实是当地故事讲述者的语言的感觉。今天，专业的民俗学者要求在记录文本时要高度忠实。绝大多数故事是按照当初的记录者自己的语言呈现的，就是那些力图忠实于故事讲述者语言的记录者也想将故事记录得“美”一些。连同改写所有纯粹的方言和地方俗语，在对所有粗俗或猥亵的语言的删改中，“编辑”这些文本的痕迹都清晰可见。20世纪20年代这些故事收集者的兴趣主要在于民间故事、传说、传奇和逸闻趣事，因为这些通俗文学描述的情境和主题是经典文学从未曾描述过的。如同19世纪晚期的欧洲民俗学家，他们也相信故事、传说和传奇包含有中国最古老传统的遗留物。通过田野中收集的当代故事、传说和经典文学中相似故事的比较，他们觉得他们有可能说明，在什么程度上因为什么原因文人伪造和改变民间传统。在顾颉刚的带动下，这个群体得出结论，绝大多数关于中国最早历史的报告是历时性的传说和故事，并不是真实的历史记述。因此，由于仅仅是传说，大约两千年的“中国史”不得不被抹掉，有记载的中国历史被推迟到公元前1500年。这导致了两个直接的后果。中国历史的缩短深深地激怒了中国民族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他们指出，根据这种解释，从一开初，中国就比西方低劣，因为仅仅是在西方世界已经文明化数千年后，中国才进入文明阶段，而此前的中国则处于野蛮状态。然而，在另一方面，通过民俗资料的使用则有可能揭示出令人敬仰的中国古史。借用纯粹传说中的所有中国历史中的明君，根据别的原则重新诠释中国远古史就有了可能。我们不得不考虑到，“文学革命”与俄国革命同期，那是一个许多人都期望看到一个新世界和新世界观念出现的时代。因此，就不难理解中国及其追随者们接受这个新学派关于中国历史的阐释，因为现在遵循马克思主义“科学”路线的一种新的阐释似乎既有可能也是合理的。

　　这不是民俗研究的唯一分支，民俗研究很快急剧地转向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方向。比起精英化的城市资产阶级，普通人——— 质朴、尚未完全堕落的街头的人——— 是更好的，更诚实的和道德的。这种观念是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典型的副产品，也是卡尔· 马克思思想的基本元素。据此，普通人的文学产品，民歌、歌谣、民间故事和其他的民间小说，表达着他所在的社会真实和真正的价值，这与上等阶级矫揉造作的、装腔作势的和垂死的价值正好相反。因此，在鲁迅的带领下，民歌和歌谣的收集者们从一开初就表现出了青睐社会主义的倾向。在今天的共产主义中国，除了是共产主义诗歌和散文的领军人物，鲁迅于死后也成为“文学革命”的旗手。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毛泽东同样参加了这场运动，那时他正好是国立北京大学一个年轻的图书管理员，尽管由于他自己诗歌的缘故，近些年来他重新回归中国的经典文学。尽管在19世纪的欧洲，民俗成为自由的民族主义的工具并孕育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尽管民俗也十分有用于20世纪的国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但是在中国，自由的民族主义者从未利用过民俗。其中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中国的自由民族主义者太过清楚涉足其中的潜在危险。应该记住的是，民俗运动发生在军阀割据的时期，而这些军阀经常与列强有着关联。这些自由的民族主义者可能已经意识到，如果民俗学者始于用方言和地方表达来记录中国某个地方的歌谣和故事，那么他们的著作就容易沦落为分裂主义者的工具。

　　基于这些考虑，我认为就能够充分理解为什么蒋介石在控制了大半个中国后(也即1928年以后) ，其政权就基本没有支持过民俗研究。他认为研究民间传统和故事是危险的，因为他觉得民俗研究会破坏传统和辉煌的中国古史。他反对所有其他的民俗学的活动，因为这有可能被分裂主义者所利用。而且，因为蒋介石认同西方思想中的自由的、理性的和进化的潮流，他也认为，意在美化古代迷信和传统而非借用现代科学根除迷信的民俗研究是守旧的。在1919年到1928年这些年间，中国的民俗研究发展是迅猛的，在全国各地活跃的众多民俗社团就是明证。因为上述原因，这些曾经活跃的社团日渐减少，并在1934年之后开始消失。

　　基本不用怀疑，中国民俗研究不能避免和盛行的意识形态的纠结的原因之一是：普遍缺乏训练有素的田野调查的方法和民俗学理论知识的贫乏。在那个年代杰出的民俗学者中，没有人真正懂得1900年后西方民俗学已经发展的方法和理论。直到20世纪20年代晚期，才有夏洛特·伯恩(Charlotte Burne)的《民俗学手则》( T he H andbook o f Folklore )和阿诺德·范·根纳普(Arnold van Gennep)的《民俗学》(Le Folklore )这些概括性介绍民俗学的中文译本，对芬兰、德国、瑞士和俄国民俗学者的作品则全不知晓。我要补充的是，这种状况直到今天也没有太多的改变。当代西方民俗学者的主要著作仍然不为海峡两岸的中国人知晓。我熟识的一位台湾民俗学者，最近开始沿着美国民俗研究一个分支的发展路径，分析经典文学中的中国故事，他也借鉴人类学的方法，却没有借鉴研究民间文学的方法。在共产主义中国，我熟悉的一位民俗学老师，由于试图使用芬兰和美国学者发展的故事丛(the system of the tale)和母题索引来进行研究，从而陷入了极大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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