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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的姓氏，是清朝开国史上长期讨论过的问题。清太祖实录和《满文老档》记载他是“天生赐姓”的爱新觉罗姓氏，可是太祖实录和《满洲源流考》又记载他是孟特穆（猛哥铁木儿）的六世孙，据朝鲜文献《龙飞御天歌》记载斡朵里部酋长猛哥帖木儿的姓氏是夹猛，不是爱新觉罗。从女真族的氏族制度考察，爱新觉罗也不是努尔哈赤的“哈苏里哈拉（hasuri hala，原始的本姓），而是“祚土为氏”的“穆昆哈拉”，即分裂迁徙后的子氏族的姓氏。明代文献和朝鲜文献记载努尔哈赤姓佟或写作童，说明他的姓氏是佟佳氏。但佟佳氏是努尔哈赤的姓氏的“萨敦哈拉”（异姓姻亲），自努尔哈赤的上代始直到道光皇帝旻宁时，从来都是清皇族的联姻姓氏，根据族外婚制度，努尔哈赤不可能是佟佳氏。努尔哈赤的“穆昆哈拉”（姓氏）是爱新觉罗，但其“哈苏里哈拉”（母氏族的姓氏）是什么呢？我考证过认定“觉罗”是其本姓。这一点清皇族的宗谱《玉牒》上没有载，《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上也没有这一姓氏，这是清朝有意隐讳所致。清乾隆十二年敕制《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的“祭天赞辞”中自报姓名为：“安哲上天监临我觉罗某年生小子某”，按满族祭祀皆先报哈苏里哈拉，然后才报穆昆哈拉，这是其原姓觉罗的一条有力证据。我们知道清皇族的亲疏界限，是以努尔哈赤父亲塔克世的直系子孙和非其直系后裔划分为宗室（爱新觉罗）和觉罗的。再往前溯其姓氏的分裂（血缘的亲疏）从文献上则不可考了。可是在《钦定祭神祭天典礼》规定的祭袒仪注中却规定：“自大内以下闲散宗室、觉罗以至伊尔根觉罗、锡林觉罗姓之满洲人等”是用同一仪注的。我们知道满族的祭祀跳神仪注，因姓氏不同而有一定的差异，这条规定，将皇宗、宗室、觉罗、伊尔根觉罗、锡林觉罗并列，正说明他们原本是一个“哈苏里哈拉”。
现知满族姓氏多为“穆昆哈拉”，而非“哈苏里哈拉”。发掘、整理和研究满族各姓氏的跳神仪注和神辞，会有助于探索现知满族姓氏的“哈苏里哈拉”，可以填补满族的氏族制度发展史上的空白。
满族先世的迁徙，是满族史研究上的一个重要问题，我曾就建州女真自元末到明中叶的迁徙写过文章。我们知道，七十年代有些研究明代羁縻卫所的学者，热衷于考证东北女真人居住地区明廷设立的羁縻卫所的确切不变的位置。我是不赞成这种研究方法的，所以我写那篇文章的目的，在于说明对于不断迁徙的女真人的羁縻设治是“随俗而治”，其俗就是不断的迁徙，不应凝固确指一地，建州女真的三卫是明代女真中最大、最有影响、同明廷关系密切的羁縻卫，尚且不断迁徙；其他各卫尤其是在黑龙江和东海的各部女真中没立的卫所，更是迁徙无常，不该据今地名音与昔日卫所名音相近，就确指为其地而不变。我这种对满族先世迁徙的说明只限于元末明初从今牡丹江入松花江的三姓地方迁到绥芬河流域和图们江流域，或者是第二松花江支流大柳河流域的海龙一带，再迁到浑河上流苏子河流域及浑江流域的新宾、桓仁一带，这只是元末女真人斡朵里部和胡里改部的迁徙，远不是女真人的迁徙。为史料不足所限，无法追究满族各姓氏的迁徙过程及原因。但是，满族宗谱却提供了丰富的各姓氏的迁徙史料，满族祭祀神辞中也提供了有关的重要史料。满族各姓氏跳家神祭祖的神辞中，总要叙述其祖先神“久居长白的山峰”，“沿着某江某河（松花江、辉发河、拉林河、朱录河……）而降临”等迁徙的过程。将宗谱和神辞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将会大大有益于满族先世迁徙的研究。
有些史著中认为在努尔哈赤进入辽沈地区以前、居住在辽东山地的女真社会中，畜牧业已经是国民经济的主要生产部门之一。其实不然，女真人饲养牛羊，作为衣食之用，是生活必需品，但从生产结构来看，主要的生产部门是采集狩猎经济。满族萨满教中的动物神特别多，视多种动物为其生活的保障而膜拜。祭马神十分庄重、虔诚；把鹰神看做是飞禽众神之首，称之为“首神”。这些图腾崇拜和忌食狗肉，禁带狗皮帽等联系起来，恰恰是狩猎经济在精神观念中的反映。进入辽沈地区之后，才逐渐地在堂子内尚锡之神的祭祀中出现祭田苗神的仪注。反映了农业经济逐渐成为主要的国民经济部门。
（本文原载《北方民族》199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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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论坛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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