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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如果前面的介绍和分析符合实际情况，那么我们就可以概括起来说，在阿古登巴的故事里，既有内容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也有内容比较差的，甚至是不好的作品，情况较为复杂。但整个看来，它们的基本倾向是积极的、健康的，其中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占大多数，而且流传最广，最受群众欢迎的往往是这样的作品。所以，对于封建农奴社会里产生的阿古登巴的故事，我们应该给以充分的估价，把它们看做那个时代的藏族人民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来加以珍惜。
时代在不停地向前奋进。解放以来，特别是民主改革以来，藏族社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奴群众已成了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并且开始过着幸福的生活。当万恶的农奴制度被彻底推翻以后，阿古登巴的故事的社会基础不复存在了，这类讽刺作品也自然成了历史的产物[26]。现在，我们高兴地看到，在各地的藏族人民当中，已经涌现并将继续涌现出大量的反映新的生活面貌，歌颂新生活的民间文学作品，成为藏族人民的一种新的、重要的精神食粮。但是，作为一宗珍贵的民间文学遗产，阿古登巴的故事对我们说来还是有意义的。我们需要从阿古登巴的故事里面挑选一些好的作品，经过慎重整理，把它们介绍给全国的广大读者。在欣赏这些故事，从诙谐的笑声里获得艺术乐趣的时候，人们可以学到劳动人民在阶级斗争中表现出来的各种传统美德，学到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同时，这些故事还可以帮助人们回顾历史，了解劳动人民往昔的痛苦和不幸，使人们越发热爱社会主义时代的幸福生活。此外，我们也需要从阿古登巴的故事这类比较成功的传统民间创作中，学习前人的艺术经验，汲取有益的营养，用以促进社会主义时期的民间文学的发展。这便是阿古登巴的故事的主要艺术价值。
注 释
[1]这个人物，也有称做“阿古顿巴”的，意即导师叔叔。另外，四川阿坝草地又叫他“登巴俄勇”。“俄勇”即舅舅，也是尊称。西藏日喀则地区还把他叫做“绛拉”，意为聪明人。各种不同的称呼，都表示了藏族群众对这个人物的一些看法。
[2] 在各个藏族聚居区，还流传一些类似阿古登巴的故事的讽刺作品，也都是用某个特定的中心人物贯穿起来的。例如，前藏山南、拉萨地区的“聂局桑布的故事”(描写聂局桑布智斗山南王的各种趣事)，后藏日喀则等地的“珠巴滚雷的故事”(描写珠巴滚雷不满宗教特权，反对教门清规的一些作为)。但是，这些故事在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面的广度，作品的数量，流传的普遍以及主人公在群众中的影响等各个方面，都不及阿古登巴的故事。
[3]藏族地区很早就进入封建社会了。民主改革以前，大部分藏区长期受着封建领主的统治;靠近汉族的一些藏区，则又逐渐出现了地主经济。文中称过去的藏族社会是个领主庄园制的农奴社会，讲得比较笼统。这里需要声明一句。
[4] 印有喇嘛教经文的布条。
[5]《杀神牛》以及下文所引的《宝罐》、《死鸽子》、《铜锅生儿》、《地主“布施”》，系双耀、汝涵等搜集，载《草地》1957年4月5日。
[6]见《丹珍和塔尔基》(蒋亚雄记，1957年11月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7] “不生不死”，一种差名，农奴主将自己的牲畜交给农奴无偿地饲养，如遇伤亡，由农奴负责赔偿。
[8] 《绛拉的故事》以及下文所引的《升天的秘密》、《智取酥油》均见西藏民间故事编选组编印的《西藏民间故事》(初选稿，1963年8月)。
[9]宗本，官名，相当于县长。
[10]藏语方言，小麦与舞同音，都念“卓”。故事讲阿古登巴借了大喇嘛的小麦，偿还不出来。到期时，他带一帮穷人去庙里跳舞，以舞抵债。因为当初言明“借卓还卓”，大喇嘛无法反悔。
[11] 见《康定藏族民间故事集》(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康定采风队编.1959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2] 《贪心的商人》以及下文所引的《领主挨揍》、《三不会的雇工》，均见《藏族文学史》编写组编选的《藏族民间故事选》(送审本，1961年10月)。
[13] 藏族故事里的国王，有时也译作土司、头人等。下同。
[14] 《牧牛人不再缴奶税了》以及下文所引的《惩罚偷牛贼》、《登巴叔叔的宝物》、《房子和锯子》、《国王的座位》、《单道叔叔上当》，均系陈拓整理。载《西藏日报》，亦见中央民族学院藏族民间故事编译小组编印的《藏族民间故事》第一集。
[15] 萨迦法王是后藏萨迦地区的政教最高统治者。“班智达”意即学者，是宗教上的封号。藏文的“哭”与“我”字形相近，易于涂改。
[16] 见1961年8月20日《四川日报》。
[17] 见《青海民族民间文学资料》第14集第8节，青海省民间文学研究会编，1961年7月。
[18] 即拉萨郊区的甘丹寺、色拉寺、哲蚌寺，是西藏赫赫有名的黄教寺庙。
[19] 见1961年8月27日《四川日报》。
[20] 藏胞用干牛粪做燃料。
[21] 阿古登巴的故事在群众中通常以两种讲述方式流传：可以一个两个的单独讲，也可以将若干个故事串连在一起讲，本文第二节提到的由《宝罐》等五个故事组成的《贪心的商人》，即是一例。
[22] 即与同一类型的藏族讽刺故事相比，也能发现这个特点。例如在“珠巴滚雷的故事”中，就有不少离奇怪诞的情节，像念经治愈恶疮，施行法术求雨，一张鼠皮包的酥油、糌耙足够五千多喇嘛食用等等。而这样的情节，在阿古登巴的故事里是很难见到的。
[23] 如《冒牌“叔叔”》中，那个年轻人快追上他时，他立刻在骗来的黑马的鼻子上抹酥油，年轻人看见是匹白鼻马，以为追错人了，便将他放走。这个细节，与《地主“布施”》等故事里的完全一样。
[24]这种内容很成问题的作品，过去有些劳动群众也曾不自觉地把它们混杂在许多好的和比较好的阿古登巴故事中来讲述。这是因为那些群众当时受到觉悟程度的限制，还没有足够的辨别能力的缘故。今天，随着藏族人民的思想水平和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这种坏作品，已逐渐为广大群众所唾弃。
[25]见《青海民族民间文学资料》第14集第12节。
[26]据说前几年，拉萨附近的乡下曾流传阿古登巴参加民主改革的故事。这种反映新的生活斗争的作品，尽管与过去的阿古登巴的故事有联系，但从产生的时代、故事的思想主题来看，一个是新创作，一个是传统创作，两者显然不是属于同一范畴的作品。
(原载《民间文学》196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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