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以瑞兽名殿,有天禄阁和麒麟殿,据说乃萧何所建(见《三辅黄图•未央宫》引《汉宫殿疏》),其中或即陈有这类神物的铜像或石像,可惜它们都已湮没无闻。
(四)天禄蝦蟆。也是与天禄、辟邪有关的一种神物。关于这种神物,文献记载是:
(1)《后汉书•灵帝纪》:“中平三年(公元186年)二月,复修玉堂殿,铸铜人四,及天禄蝦蟆。”注:“天禄,兽也。时使掖庭令毕岚铸铜人,列于仓龙玄武阙外,锺悬于玉堂及云臺殿前,天禄蝦蟆吐水于平门外,事具《宦者传》。”
(2)《后汉书•张让传》:“明年,遂使鉤盾令宋典缮修南宫玉堂,又使掖庭令毕岚铸铜人四,列于仓龙、玄武阙。又铸四钟,皆受二千斛,县于玉堂及云臺殿前。又铸天禄蝦蟆,吐水于平门外桥东,转水入宫。又作翻车渴乌,施于桥西,用灑南北郊路,以省百姓灑道之费。……”
这两条文献是讲同一事情。其所谓“铜人”、“钟”、“天禄蝦蟆”、“翻车渴乌”都是殿宇陈设的豪华物品。类似之物也见于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很多记载。如所谓“铜人”,实即翁仲,史凡六见,都是取自匈奴或仿自匈奴的殿宇装饰;“钟”往往就是以铜人承簴。“天禄”、“辟邪”、“麒麟”、“飞廉”之属也是这类东西。它们多是富有异国情调的作品。文中的“天禄蝦蟆”,过去一般都是分读。如果照此读法,则文中吐水者就不是同一物品,而是两种形象不同的东西。我们以为还是以连读为好。因为从考古发现看,上文所述两汉时期的翼兽,它们中的一种往往作青蛙匍匐状,或为镇物,或为砚盒,或为器座,我们怀疑就是“天禄蝦蟆”。如上节提到的汉彭城王刘恭墓所出就非常像是“蝦蟆”。
(五)飞廉。见《楚辞•离骚》、《淮南子•俶真》等书,是一种能致风气的神物。《三辅黄图•观》说:“飞廉观在上林,武帝元封二年作。飞廉,神禽能致风气者,身似鹿,头如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武帝命以铜铸观上,因以为名。”值得注意的是,古书说秦人的祖先有一位是叫“飞廉”,大约在商代,他曾住在今山西一带的北方,为商王养马。这似乎暗示,“飞廉”也可能是与北方民族有关的艺术主题。上文说曾侯乙墓曾出土一件“鹿角立鹤”,有学者认为就是古书中的飞廉。 情况是否如此,还要研究。
四、西亚、中亚和欧亚草原的有翼神兽
上文是讲中国的有翼神兽,这里要谈的是它是否与外来影响有关。这个问题牵涉广泛,要靠比较才能解决,但笔者所见不广,缺乏深入研究,这里只能讲点粗糙的想法,抛砖引玉,请大家来讨论。
首先,我们都知道,有翼神兽在欧亚各地的艺术中有许多种类,其中与上述问题关系最大,恐怕要算格里芬(griffin)。这种艺术主题起源很早,几乎和地中海地区的司芬克斯一样古老。早在公元前三千纪,它就已经出现于两河流域,并向世界各地广泛传播。这类主题在北非、南欧、南亚、西亚、中亚和欧亚草原都有发现(前三个地区的格里芬,见图四五;后三个地区的格里芬,见图四六至五三),是古代世界最有国际性的艺术主题。但它们有很多变种,在早期宗教和神话中的含义并不是很清楚,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有不同表现,彼此的文化关系非常复杂。
研究格里芬的传播,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它是以西亚为中心向四面传播:地中海和近东是南系,中亚和欧亚草原是北系,印度是介于两者之间,前者有狮无虎,后者有虎无狮,印度则两者都有,它们代表了动物生态分布的两个区域;第二,西亚艺术向北和向东传播,它的进入黑海北岸、进入南西伯利亚和阿尔泰地区是以中亚为枢纽,进入新疆、蒙古草原和中国腹地也是以中亚为枢纽;第三,中国对格里芬的接受可能有不同渠道,既可能从新疆方向接受中亚和西亚的影响(大致沿所谓“丝路”的走向),也可能从内蒙和东北接受来自欧亚草原的影响。
我们先谈亚述、波斯和中亚地区的格里芬,即公元前9-4世纪当地流行的这类主题。它们可以分为三大类型:
(一)鹰首格里芬或鸟首格里芬(eagle griffin或bird griffin,见图四七最上一排的左起第一种)。如图所示,它是以鹰首加狮身混合而成。这是本来意义上的格里芬或狭义的格里芬(世界各地的格里芬都是以这一种为主)。它对广义格里芬贡献最大是它的翼(后两种的翼都是借自这一种),但它的身体却是借自下一种。这种格里芬一般都无角,但阿姆河宝藏(Oxus Treasure)的一件金手镯,它上面的格里芬却有双角,而且角端有结,作圆饼状(图四八),显然是与下述第三类的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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