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我们希望指出的是,尽管古书记载比较模糊,学者理解颇多分歧,但有两点可以肯定。第一,“桃拔”是与天禄、辟邪相同,或至少是有关(即天禄、辟邪的统称,或无角的天禄、辟邪);第二,天禄、辟邪,见于出土发现,一律都是以成对的带翼狮或狮子的形象而出现,而与出土麒麟的形象有别。如果我们以“桃拔”指麒麟或其他动物,则与出土形象不合;如果我们以它们指狮子,又嫌语义重复。因此,上面的后一种读法也值得考虑。这里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桃拔狮子”是指具有某种神力的狮子或以狮子为化身的某种神物。也就是说,“桃拔狮子”或“狮子桃拔”都是狮子的神秘说法。孟康说“符拔”似鹿,一角者或称“天鹿”,与麒麟相似,则此物可能是依托“麒麟”的形象来理解。它是以比较熟悉的东西来解释不太熟悉的东西(就像古人以肿背马解释骆驼,以短毛虎解释狮子,都是属于语言学家称为“catachresis”的现象)。如果这种理解是正确的话,那么它就可以解释朱希祖提出的问题,即古人为什么会用“麒麟”代指神道石刻的天禄、辟邪。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桃拔狮子”或“狮子桃拔”也就是一种麒麟式的狮子或狮子式的麒麟。
第二种可能,“桃拔狮子”是说“桃拔”出产的“狮子”。也就是说,“桃拔”只是表示狮子的产地(但如果是这样,那么“狮子扶拔”就肯定是倒误)。比如说,我们可以考虑的是,它是不是与《汉书•西域传》所说出产狮子的乌弋山离国或邻近国家属于同一地区。据《汉书•西域传》,乌弋山离是汉通西域,在丝路南道的终点首先碰到的大国。《后汉书•西域传》说,东汉时乌弋山离改名叫“排特”。其领土,东面是罽宾(在今克什米尔地区),北面是扑挑(即巴克特利亚〈Bactria〉,在今兴都库什山和阿姆河上游之间),西通犁靬(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和条支(在今叙利亚),范围在今阿富汗境内。乌弋山离(古书多简称“乌弋”),古音与亚历山大(Alexandria)接近。其首都(《汉书•西域传》脱去其名)当是今阿富汗境内以亚历山大为名的很多城市中的一个。
当然,这两种考虑都仅仅是猜测。我们的用意只是在于说明,大家对文献的解释必须符合出土实物的形象。
(三)天禄、辟邪。什么是“天禄”?什么是“辟邪”?学者争论很大。但无论怎么看,有两点不能怀疑:(1)它们是从西域传入,是外来之物(从汉代文献看);(2)它们应与“狮子”有关(从出土实物看)。从上述理解出发,我们的看法是,“桃拔狮子”乃“天禄”、“辟邪”的外来名称,“天禄”、“辟邪”乃“桃拔狮子”的中国名称,两者是一回事。“桃拔狮子”易名“天禄”、“辟邪”,其实是一种“中国化”的改造:一是形象的改造,二是词汇的改造。下面不妨做一点解释。
第一,上面我们已经说过,这类神物的引入是参照“麒麟”的概念,它被说成成对的神物,这是模仿麒麟。“麟”而分称“麒”、“麟”,据说是以有角无角而定:麒无角而麟一角。同样,“天禄”、“辟邪”也是按这样的方法来划分。它们的形象,验之出土发现,情况比较复杂:有时是单出,有时是双见;有时带角,有时不带角;有时一角,有时两角,最初并无严格区分。我们怀疑,“桃拔狮子”的一分为二和以“天禄”、“辟邪”成对出现,这很可能是后起的说法。孟康说“一角者或为天禄,两角者或为辟邪”,李贤说“扶拔,似麟无角”,都可说明这并不是截然的划分。截然划分只是在成对出现类似麒麟的情况下。如果单出,大家就很难叫,根本无法按一角两角而定,更何况它们还往往无角。学者把单出者叫“辟邪”(比如上节提到的很多“辟邪”),其实只是一种习惯,真实根据并没有,我们把它称为“天禄”也无妨(比如下面考证的“天禄蝦蟆”就是两角)。
第二,“天禄”、“辟邪”是中国词汇。它们是中国人为了表示祥瑞的套话。“天禄”,见《孟子•万章下》,本来是指上天所赐的福禄,但因为“麒麟”也叫“天鹿”,正好谐音“天禄”,所以也指类似麒麟的神兽,其实是一种吉语。同样,“辟邪”见《急就篇》卷三,是与“除群凶”连言,本来是祛除邪魅的意思,古人认为狮虎凶猛,可除凶祟(详第五节),所以用这种神兽来看守阙门和神道。在四川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上,我们曾见过一对老虎,作用类似天禄、辟邪(虎在当地很流行,上已提到),一件标“辟卯(邪)”(“卯”是笔误),一件标“除凶”(图四四),同样的词,既可用于成对的狮子,也可用于成对的老虎,可见是类似的吉语,使用并不严格。
与文献比较,我们认为,上述考古发现主要都是属于这一类。但种类却不限于此,除兽首类,还有鸟首类,兽首类中也有不同类别。特别是它们的年代,其中有不少是属于西汉以前,当时的狮子是叫狻猊。所以我们还不能以“桃拔狮子”或“天禄”、“辟邪”来为所有发现命名,东汉以前,还是称为“有翼神兽”或“翼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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