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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国时期。
（甲）铜器。
1、甘肃泾川出土的“翼兽形提梁盉”（图四：1）。现藏甘肃省博物馆。其特点是以兽首为器流，兽身为器身，兽足为器足，并饰双翼于器腹。兽首，从发表照片看，不太清楚（未见原物）。双翼，是以突起的阳线（上面的细纹是阴线）表现翅脊，细密的阴线表示羽毛（从下故宫藏器看，阳线的前端是一钩喙的鸟头），翼尖朝后，四足作鸟爪，腿后有距。此器年代，估计在战国早期；国别不详，但从下述器物看，应是三晋制造。
2、故宫博物院、广东省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藏“翼兽形提梁盉”（图四：2）。它们和上器的不同点是器流作鸟首，盖纽和提梁也不太一样，但明显属于同一类造型。故宫所藏（见于陈列），是1946年入藏，出土不详，其头部与上博所藏不尽相同，鸟嘴较尖，双目填金（疑是后做）。广博所藏，出土亦不详。上博所藏，原在伦敦戴迪野行（Deydier），据云是从山西太原金盛村盗出。由这一线索判断，我们怀疑，上述各器都是三晋制造。
3、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鸟首兽尊”（图五）。这件器物与2相似，也是属于鸟首类。其双翼在身侧，用阴线表示，作平面装饰，翼尖朝后，呈S形；足作鸟爪，爪侧有距。年代，估计为战国早期；国别，应属三晋系统。其鸟首的装饰与浑源李峪村出土的铜器相近，身上的S形纹则见于下述侯马铸铜遗址出土的“鸟形模”和“虎形模”（注意：此兽的双肩和双髋作涡纹装饰，与下文图四九巴泽雷克出土鞍鞯的图案有相似处，类似装饰也见于上2，下4等器，但多为浮雕）。
4、湖北随县（今湖北随州市）曾侯乙墓出土编磬承托磬簴的有翼神兽（图六：1）。两件，皆作兽首长颈（长颈是为了承托磬簴）。其身口各有双翼，可与泉屋博古馆所藏相比，是类似特点；四足作鸟爪，后足腿后有距。年代为战国早期。值得注意的是，河南淅川徐家岭楚墓出土过一件镶嵌绿松石的神兽器座（图七），该器没有明显的翼，但从造型看，与曾侯乙墓所出颇为相似（特别是头、耳、口、舌）。曾、楚二国，互为姻娅，器物、文字本来就相近，二者都是战国早期的器物，共同点多，自在情理之中。它使我们联想，从今山西到河南、湖北，可能存在一条南北的传播渠道。又，曾侯乙墓还出土过一件“鹿角立鹤”鼓座（图六：2），也是鸟兽复合的器物。
5、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的有翼神兽。分三种：（1）错银双翼神兽（图八：1）。共四件，可能是镇物，其造型与泉屋博古馆的藏品相似，也有狮虎类张口露齿的兽首，背树双翼，翼尖朝后，羽毛作垂鳞状，足作鸟爪，前后足的掌外侧皆有距；（2）中山王方壶（图八：2）。其四隅爬兽背树双翼，与上立鹤方壶相似，但头向相反；（3）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图八：3）。所谓“四龙”也是背树双翼（头生双角，长颈有鳞，四足为鸟爪，腿后有踞）。中山是与三晋（特别是魏国和赵国）有关的白狄国家（类似十六国时期汉化的外族国家），出土物既有三晋特点，又有草原风格。如该墓出土的虎食鹿器座就有斯基泰风格，而该国遗址出土的虎形金饰也是草原地区所习见。
（乙）铜器陶范。
春秋战国时期，三晋境内多戎狄，北部（代地）并与草原地区邻近，所出器物或杂草原风格，侯马铸铜遗址出土的陶范是其集中体现。如：
（Ⅰ）1959－1964年的发掘品。典型标本是：
Ⅱ号遗址出土的钟钮范（图九：1）。编号：ⅡT13⑤：6，钟钮是由一对龙首翼兽组成。翼的表现极富写实感，三晋花纹多有之。
（Ⅱ）1992年的发掘品。典型标本是：
1、“鸟形模”（图九：2）。编号：T9H79：17，头部残缺，报告称“鸟形模”，大概是从其足作鸟爪来判断，其颈部花纹同下“虎形模”，翼的装饰也与下“虎形模”有翼者相似。未必就是鸟形模。
2、“兽擒蛇模”（图九：3）。编号：T9H79：18，头部亦残缺，但有翼，从身上的花纹看，似是豹类。
3、“虎形模”（图九：4）。编号：T9H79：19，两件，皆为半模：一件有翼，作垂鳞状叠羽；一件无羽。足为鸟爪，腿后有距。其虎纹作阴线S纹，是三晋铜器的特点。
（丙）铜器纹饰。
1、山西浑源李峪村出土铜壶上的麒麟纹（图一○：1）。麒麟在汉代图像中极为常见（图一○：2），形象多作带翼鹿，头戴一角，角端有肉（前端起节，如肉瘤状）。孙机先生指出，李峪村出土铜壶上的花纹与之相似，应是较早的实例。此器也是出自三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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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豆瓣网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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