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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在纽约这个世界级的文化之都从事职业化的民俗艺术保护、管理工作，您的身份和职责自然与大学校园里的民俗学者不尽相同。您在工作中面临着怎样的特殊问题和挑战?对于像您这样的公共民俗学家来说，学者和管理者，到底是两个身份还是一个身份?
答：如同我在学术界的同行们，我把自己看作一个教育者。不过，就我的多重教育职责而言，我与他们不尽相同。因为我有不同的听众，所以我也运用着不同的方法。公共民俗学与公共民俗教育密不可分。我身为纽约州艺术委员会民俗艺术部的主管，要负责参与制定和实施政策，发展纽约州的民俗艺术，以这个身份来履行我的民俗艺术公共教育职能。这是通过我们在所支持的民俗活动中的说明性部分来实现的，包括在宣讲中对传统实践进行口头解说，以及向参与活动的一般受众或特定种族成员分发多种材料等。我还需要与新的项目申请者面谈，向他们介绍什么是民俗艺术，并推荐这一领域中的资源。我们的拨款指导方针对民俗艺术做出了定义，也为目前申请及未来可能申请我们项目的非盈利组织展示了相关标准。我们也与纽约民俗学会合办“纽约州民俗艺术圆桌会议”这一公共民俗艺术论坛。它让与会者共同以开诚布公的姿态讨论相关项目，参与研习班，讲授和学习那些从纪实摄影、艺术营销、民俗艺术表演的展示制作、展览制作、博物馆学和口述叙述等不同角度所凸现的民俗实践范例。
在纽约，学术研究型的民俗学家也像在美国的其他地方一样，会为公共民俗项目提供顾问和咨询服务。他们从事实地调查，管理展品，策划演出，并为民俗艺术项目撰写说明性材料。我和我在公共民俗学领域的很多同行都在工作时间之余，在大学里任教，或撰写公共民俗学著述。我本人做到了将我的一些学术著述活动与我在纽约州艺术委员会的工作整合了起来。确实，美国的民俗学学科在各方面都整合得很好，将学术型民俗学和公共民俗学融为了一体。许多民俗学家都兼顾两边。
公共民俗学家的事业也有分工。纽约大多数的公共民俗学家致力于开展田野调查、实际参与民俗活动。与之相比，我的工作主要是管理性质的。纽约州艺术委员会民俗艺术部每年为超过90家开展民俗艺术项目的组织拨款。同时，我也管理着一个非民俗艺术部门，每年资助120家以上的组织。我们的申请者全都是非盈利组织，而不是政府机构。从个人和专业角度而言，能发展和扶持这么多项目，的确很有意义，令我满足。不过，我的许多工作是属于支持其他人开展田野调查和实施项目，而不是由我自己躬行。这还是让我有些失落。
在过去几年间，作为纽约州政府的一个下属机构，我们每年都遭遇了资金缩减的情况。这大大限制了我们所能划拨的经费数额。这打击了我们的民俗艺术申请者们。这些民俗艺术组织，还有在州内的郡(county)一级或部分地区开展的全年性项目，共同构成了覆盖全州的民俗艺术基础架构。对它们而言，政府之外的资助来源有限，而且与艺术领域相比，民俗艺术能接触到的捐赠渠道更少。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我们的资金。对其中一些项目而言，我们的拨款占了其全年预算的一半。
幸运的是，民俗艺术部多年来维持着它作为纽约州艺术委员会中一个独立部门的自主性。在这些年里，我不断地为独立的民俗艺术部创制成例，巩固和发展它的存在。民俗艺术部于1985年建立。在这之前，民俗艺术事业是由其他部门兼顾管理的。当时由于缺乏专职的民俗艺术部来提供专业指导服务，导致民俗艺术项目的拨款也较少。现在，我们拥有两大覆盖全州的民俗学组织。纽约民俗学会的办公地点靠近纽约州北部的州首府奥尔巴尼。它通过出版专业刊物《声音：纽约民俗学刊》(Voices: The Journal of New York Folklore)，组织专业会议，和经营民俗艺术项目，补充了纽约州艺术委员会民俗艺术部的工作。我很高兴我们在纽约州培育出了一个稳固的民俗艺术事业基础架构。但愿它能世代维持下去。目前，我们逐渐迎来了民俗事业的接班人。他们正值壮年，年龄从二十多岁到四十来岁之间，构建了一股公共民俗学家的新生势力，接替了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工作，目前即将退休的老一辈奠基人。
但也不能说没有隐忧。近两年间，纽约州艺术委员会的许多职员都已退休。虽然纽约州艺术委员会在几年前有14个部门主管，分管14个部门，如今，我们目前仅有7个部门主管来管这14个部门。我担心，由于纽约州艺术委员会可能会无力聘用新的项目主管，当我最终退休时，没有其他民俗学家来接替我的位子。
问：中美皆为幅员辽阔的大国，所以不管政治理念、体制如何不同，在行政的“力学”架构上必然有可类比之处。纽约州作为“州”，在行政规模上差不多相当于中国的“省”。在行政层次上，“州”和“省”都需要一方面遵循“联邦政府”或“中央政府”的政策，另一方面要让具体的意图触及到社群的层面。在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在每一个州都建立了官方的州艺术委员会如纽约州艺术委员会，而中国的各省政府也都设有文化厅。中国在省文化厅下面仍然设有对口的层级化官方机构，到了县市级乃至村镇级，而且是从最上面到最基层实施层级管理，一般不能越级。纽约州艺术委员会下面还有基层的官方机构吗?机构内民俗学者所提供服务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和中国的同行又可能有怎样的异同呢?
答：我们纽约州艺术委员会的民俗艺术部享有相当的自主性，这是由艺术委员会及民俗艺术部的章程所保证的。 纽约州艺术委员会的执行主管们和管理委员会成员们重视民俗艺术部和民俗艺术专家组的政策建议和专业决策。这个专家组由居住在纽约州各地区的民俗专家所组成，其成员构成体现了知识和文化背景上的广泛性。从全国层面来看，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民俗艺术部的存在，是纽约州艺术委员会民俗艺术部和各州类似机构得以建立的催生剂。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国家艺术基金会就催生出了一个基于州立一级的全国性民俗艺术管理基础架构。国家艺术基金会的资金，曾经为在纽约州艺术委员会里面建立民俗艺术部门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国家艺术基金会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曾经在纽约州扮演了支持和培育民俗事业的重要角色，并随后在八十年代中期为我们的民俗艺术实习部类提供了关键帮助。当时，它用其预算培育了我们这个民俗艺术部的启动。到今天，我们纽约州艺术委员会民俗艺术部因为得到了州政府的扶持，已经很多年没有寻求国家艺术基金会的资金扶持了。基金会对我们的拨款，目前只占到我们年度总预算的百分之三。这是。但我们每年都选择让纽约民俗学会来申请国家艺术基金会的另一笔“州立或区域性伙伴项目”名目下的拨款。该拨款的评审标准具有相当的开放性;各州的申请主要由自己的州立艺术机构主管所组成的专家小组来评审。 目前，有些州的州立艺术机构里面还没有独立的民俗艺术部。国家艺术基金会在遇到这种情况时，还会要求这些州的州立艺术机构在申请拨款时，必须要描述他们对民俗艺术和传统艺术方面的支持以及举措。这反映了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对扶持全美民俗艺术和传统艺术的持续承诺。
纽约州艺术委员会的民俗艺术部目前基本上仰赖于纽约州政府的资助。相比之下，绝大多数其他州的民俗部门则非常依赖于“国家艺术基金会民俗艺术与传统艺术伙伴基金”来获得员工职位、实地考察、现行项目和实施新举措等方面的所需经费。出于对国家艺术基金会资金数额及它对各州立民俗艺术部门扶持政策未来走向的关注，在2011年，来自各州和区域民俗艺术项目的部门主管所组成的一个委员会展开了一项调查讨论，印发了题为《州立民俗艺术项目：成就、需求与挑战》的报告。这份报告提出的许多建议措施被国家艺术基金会所重视。
在美国，州立、地方性和区域性的民俗艺术部门常常与联邦政府部门密切合作。不过，我们并不把联邦政府部门看作是高高在上。国家、州立、与地方性的各种民俗艺术部门并不存在纵向隶属关系。我们与国家艺术基金会之间的上述协调和对话，证明了美国的民俗管理结构并不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模式，而是体现为国家、区域、州立与地方部门之间的全面互动模式。
对纽约州众多民俗机构和项目来说，纽约州艺术委员会民俗艺术部是它们的一大扶持来源。不过，我们拨给它们的资金，并不会超过它们所需资金数额的百分之五十。这样的原则，是为了让它们积极争取多种非盈利机构的资金支持，不要受制于包括我们在内的任何一方。当然，我们要依据我们的准则来发放项目扶持和后续资助;该准则是通过咨询我们的评审专家组而制定的;专家组的成员构成代表了纽约州在种族和区域方面的多样性。可以看出，虽然资助等级是根据我们对提出申请的组织及对其项目的评估所定，但我们并不对具体管理发号施令。
中国以国家政策的形式展现政府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承诺，并且提供了不断增长的实际财政支持。这些承诺和支持使得中国的民俗事业获益匪浅。与采取自由主义体制的美国不同，中国的民俗事业管理体制更为等级分明。美国大多的地方、区域、州立民俗事业部门，都是由独立于政府之外的非盈利组织来运转的。这些组织虽然像其他非盈利组织一样，也需要服从财政法规以及董事会的监管，但仍然比政府享有更大的自由度。由于政府资金正处于缩减周期，那些实施民俗艺术项目的非盈利组织就愈发迫切地需要寻求来自企业、基金会和个人的资金。尽管国家艺术基金会拨给各州的资金始终是相对稳定的，但根据当前经济形势，不排除下面几年由国家拨给国家艺术基金会的总资金会缩减的可能。所以，这可能导致各州的项目获得的资金也随之减少。
我们纽约州艺术委员会民俗艺术部机构不在州内内各地设分支机构或办公室。我们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群发电子邮件等通讯以及像“纽约州立民俗艺术圆桌会议”这样的全州性业内渠道，与遍布全州的每一个申请单位保持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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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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