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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寮村“张公信仰”的由来
张公是张氏宗族最早来到寮村和开发寮村的祖先。据张氏族谱记载，一日，张公出发去很远的地方放鸭子，来到了寮村后洋一片有山有水的开阔地，就搭一草寮开始放鸭子。在放鸭子的过程中，鸭子长得特别快，且双黄蛋特别多。一天，来了一个云游的僧侣，告诉张公此地是一块风水宝地，在此“开基”将人丁兴旺。张公听从了僧侣的建议，便来到这里进行开发，果然风调雨顺，人丁兴旺，这样就有了张氏一族在寮村后洋的发展史。
以上所提的是为张氏族人所共同接受的关于张公的传说。但是笔者在调查过程中却发现，当地还存在着以民间文本为特征的不同传说版本，可以将之称为“精英版本”和“族民版本”的分野。在宗族精英及其族谱所形成的“精英版本”中，张公是一个具有鲜明人格化的神灵人物，是天上的某神仙投胎，初小睿智，开发寮村，功成名就，英灵化神，并留下了规劝族人的箴言，彰显了一个具有儒家风范的荫主神；而在由普通族人口述相传的“族民版本”中，张公原是司职收成的谷神，后来司职扩大，是一个特别灵验的神，盛传着各种由张公创造的神迹以及各种灵验事例。但不管怎样，两种版本都将张公由人格化的祖先升格为超自然的神灵。
因之，在宗族领袖的倡议下，张公庙在寮村后洋“开光”了，庙址就在其当初放鸭子而搭建草寮的地方。寮村“张公信仰”完成了从祖先崇拜到神灵信仰的过渡，张公庙宇的建立标志着神人互动的制度化，且“张公信仰”一直是作为张氏宗族的“私家神”而存在的。当初，持有该信仰并参加祭祀的人局限于张氏族人，一般以男丁为主要参与者，妇女也可以参加，而张氏族民是必须参加的，属于义务性行为而非自愿性行为，具有明显的祭祀圈形态特征。在笔者的访谈过程中，解放前的“张公信仰”仪式，一般每年有三次，最为隆重的是千秋祭典，即每年的张公“圣诞”祭典，除此之外，每年还有“建醮祭典”和“巡神仪式”。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单姓戏。所谓单姓戏不仅演出的剧目是本族祖先的事迹和神遇，而且参加演出的也都是本族同姓族人。台湾地区的学者将其称之为“同姓戏”或“私家戏”（施振明，1975） 。在笔者的访谈中，许多张姓访谈者一致认定，张公在那个时候是“我们”的，其他姓氏不允许参加。这恰恰是一种典型的“私家神”（庄英章，［1977］2000：168）观念的表现。
（二）寮村“张公信仰”的中断
据寮村小学王校长回忆：解放初期，“当时党派来的政工队、剿匪军，每次召集群众会议，都是聘请我当翻译员。1951年土地改革时，工作队进村，由于人地两疏，语言不通，找不到一个会讲普通话的人，特地指令村长到小学聘请我回来充当翻译员，直至土地改革结束，我才返回教育界工作。”当时工作队带来了一位外乡村支书，村支书不了解寮村的具体情况，很多工作无法开展，其工作主要围绕土地进行。土地改革是国家第一次以强势进入当地村落公共空间的尝试，土改工作没收了宗族公田，剥夺了一部分由宗族负担的社会司法职能，但是作为宗族主要活动的祭祖和扫墓并没有完全禁止，同时作为“张公信仰”的主要场所张公庙也得以保留，日常拜谒和三大仪式也得以延续。
但在1959－1961的三年困难时期，寮村的经济状况一时陷入前所未有的困难境地。据老人们回忆，那三年，各家的温饱问题都比较难解决，很多人整天饿着肚皮，每天三餐也改为两餐。没有事先的约定，从1960年中期起，村民们自发地开始不再祭祖了，大多数村民表示，原来在祭祀前缴纳的丁金和祭祀后的“吃户”（即族人在祭祀过后需举行盛大的宴会），因经济困难无法缴纳，祭祖扫墓这样的活动也只好取消了，“张公信仰”的仪式也随之取消了。“文革”初期开展的“破四旧”运动，更是将祠堂、族谱、村落庙宇作为主要的运动对象，“张公信仰”作为一种破四旧的典型对象受到限制，张公庙被拆并被改造成为农田，多亏了一位老人将张公的塑像从村内庙宇转移到了天台山林中，才使张公像得以保存。此后，这位老人在“文革”中还因此事遭到批斗。
作为宗族“私家神”信仰的“张公信仰”的中止，不仅仅是由于三年经济困难所造成的“吃户”习俗的中断而引起的，确切地说，它是多元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其中村民的宗族认同由仪式象征转向日常生活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具体而言，作为庇护宗族日常风险的荫主神因一直受到尊崇的“张公信仰”的没落，在那时开始失去了宗族的合法性依托，集体化农庄构想的实践更是将村民从个体性的生产单位中解放出来，开始在村落集体中得到原本由宗族所提供的日常保障。许多村民回忆说，那时，在村落集体农庄中，“干好干坏一个样”，村民们以往长期持有的小农经济的私家风险意识开始淡薄，而原本司职谷神的“张公信仰”也就不为村民所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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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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