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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进口总值 棉织品 毛织品 百分比
1867 6930万 1300万 740万 29％
1873 7410万 1800万 590万 32％
1883 7360万 1680万 390万 28％
1893 15130万 2730万 460万 21％
由此可见，在进口纺织品中，棉织品即洋布一直是大宗，特别是80年代后增长幅度最大。另外还有一项专门对洋布输入量的统计，1867年是425万匹，1880年增为1316万匹，十三年间增长了三倍。1890年又增为1656万匹［5］（P1368）。虽然这些统计数字未必十分准确，但19世纪下半叶洋布进口逞增加趋势应是一不争的事实。
与洋布输入量的增长相伴而来的，是洋布在中国销售市场和地域的不断扩大。首先是陆续开放通商的商埠成为洋布分销的主要集散地。自19世纪40年代后，先是广州、厦门、上海、宁波、福州等东南五口开放通商，60年代以后，天津、镇江、牛庄、汉口、九江、登州、宜昌、芜湖、温州、重庆等各主要交通枢纽城镇也陆续开放通商；至1894年，全国通商城镇已达26个，遍及沿海、沿江及广大内地地区。这些商埠都成了外国商船自由往来、进出口货品集散流通和中外商人来往聚集之地。作为中外贸易商品大宗的洋布，也由这些遍布各地的商埠，行销到更广大的内地城乡。
随着洋布输入数量的增加和销售的扩大，穿用洋布的人也日益增多，洋布衣作为一种新衣着习俗而逐渐发展起来。在通商初期的一二十年，由于洋布的售价并不比土布便宜多少，洋布又不如土布结实耐磨，因而即使在城镇，一些商民购买洋布也主要是出于新奇和追求时尚的心理。所以，最初洋布在中国的销量虽有增长，但幅度不大。如英国作为向中国输入洋布的主要国家，其输入的棉布价值在1841年时是58万英镑，到1857年时增加到170万英镑，十六年间增加不及两倍［3］（P79）。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随着洋布价格的下降及通商口岸的增加，其销售也随之扩大。虽然由于开埠先后、交通问题及市场购买力等原因，使洋布的销售，特别是在前期受到较多限制，但由于机制洋布低价和美观等天然优势，还是使其在所到之处受到商民的欢迎。首先是在洋布运来的首站通商城市受到市民的喜爱，有一定购买能力的城镇商民乐于穿用，所以，洋纺织品首先在通商城市及周边城镇销售开来。如在厦门通商后不久，洋布洋棉就成了在本地及附近城镇商民中的热销货，当地官员向朝廷上报这一情况道：“该夷除贩运洋货外，兼运洋布、洋棉，其物充积于厦口。内地之商贩，皆在厦运入各府销卖。其质既美，其价复廉。民间之买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5］（P1356）说“十室而九”购买洋布似有夸张，但反映了洋布已开始热销于当地民间的情景。上海的情况也是如此。由于洋纺织品的热销，自1850年前后上海就出现了第一家专门卖洋布的清洋布店，此后数年间又相继有多家清洋布店开设；到1858年时，已达十五六家。19世纪70年代，在上海的洋货号里可以看到种类繁多的各种洋纺织品。如1872年《申报》刊登的一家洋货行的广告里可以看到，这家洋货行所经销的洋纺织品有哈唎呢、哆啰彩呢、羽毛哔叽、花素羽纱、羽茧、羽绉、羽绫等毛织品，还有新式五彩花布、各样牌子原布、粗细斜纹、洋标布等多种洋布［6］。在这些洋货店里，不仅有各式洋布，还有用洋布做的洋袜、洋手帕、洋巾等布品，也颇受人们欢迎。
19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直隶天津、奉天牛庄、山东登州、湖北汉口、江苏镇江、江西九江及四川重庆等北方和内地各口相继开埠，原来只在东南沿海地区流行的洋布，也扩展到了北方和内地广大地区。有记载说到这种情形：“自天津诸约成立后，外国棉布之输入数量，大见兴奋。……中北各省之民众，从前对于洋布，既鲜认识，亦无从购置，至是因汉口、天津、芝罘（登州）等埠商人努力推销……洋布销路，日有扩展。”［5］（P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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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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