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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莉]洋布衣在晚清的流行及社会文化意义
  作者:李长莉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4-12-08 | 点击数:15271
 
正是由于衣着质料在经济社会方面所包含着的价值,所以人们的日常衣着主要便是依自家的经济能力和社会身份而选择质料。一般农家往往是男耕女织、衣食自给,人们的穿衣问题往往依靠家庭小手工业,在自己家庭之内就能解决。无论是北方的种棉、纺线、织布、缝制衣服,还是南方的植桑种麻、养蚕、缫丝、织布、缝制衣服,往往都由农家妇女来承担。一般都是用质地粗糙的土布绢纱,供给一家人的衣着用料,有富余的也会拿去出卖。由于这种家产土布是自产自用,生产成本低,农家无钱也可以自给而无须到市场去购买,因而便成为一般农家的主要衣着用料,其他只有有限购买力的中等人家也多以土布为主。只有富裕人家或住在城镇里的富户商宦才有钱购买穿用绸缎、毛皮等高档衣料。
清朝作为少数族入主中原,十分注意防范汉人。服制成为区别尊卑上下的重要制度,一直受到清廷的重视。它不仅沿袭明代制度制定了对官民人等衣服用料的等级区分规则,而且比明代的制度更为严格细密。对于衣服的质料,明确规定,官民士庶各依等级身份的定制穿用,不许逾制。对于不同阶层的人的衣着用料,也明确规定,一些高档皮毛、绸缎只能亲贵和官员服用,而一般士庶百姓则不能穿用,即使是富商有钱能买得起也不能购买穿用。如早在顺治初年就下令,士庶百姓只许服用绸、绢、纺、丝、纱,而不准用大缎、彭缎、洋缎等,并不得用缎绣等服。康熙初年又下令,士庶百姓不能穿用蟒缎、桩缎、金花缎,以及貂皮、狐皮、猞猁皮等。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再下令,举人、生员等有功名的人许服平常缎纱,但不许服用银鼠皮和狼皮;百姓不能服用狼、狐等皮,禁止用貂皮做帽子[1](P1—4;P408)。清朝廷屡屡发出这些对于衣服用料的详细而具体的法令,说明清统治者对服制的重视。他们把衣服用料的等级区别作为区分不同阶层身份贵贱的标志,借以规范社会等级秩序,增强礼教约束,使人们恪守尊卑贵贱的等级,强化守礼安分观念。
透过明清以来的衣着服制习俗可以看出,人们一方面因布料的经济价值而受着购买能力的制约,另一方面又因其社会价值而受着服制礼俗的制约,由此形成了人们世代相沿的衣着习俗。这种传统习俗的特点,就是以衣着质料区分贵贱上下等级的礼俗制度。贫穷的下层人穿着土布,而富贵的上层人穿着绸缎、皮毛,一些特定质料只能身份高贵的人穿用,而身份低贱的人即使有钱买得起也不能穿用,否则就是违法逾制,会受到惩处。在这种礼俗制度下,人们的衣着质料。成了从外观上就可判断其社会身份的外在标志。只是到了晚清开口通商以后,外国机织洋布开始倾销进来,在原来的那些衣着质料之外,增加了“洋布”这一新品种,并日渐流行起来,才使得人们世代沿袭的传统衣着习俗受到冲击,发生了一定变化,并进而引起其他社会文化的系列效应。
 
 
所谓洋布,指开口通商后由西洋输入的以机器纺织而成的棉布。由于来自西洋,又是西式机器织作,与中国手工织作的土布有明显区别,故名之曰“洋布”。直至19世纪末以后,本土也以新式机器纺织棉布,由于品质相同,民间仍沿用“洋布”之名,成为机织棉布的统称,一直沿用至20世纪中叶。
纺织业是欧美自18世纪中叶发生工业革命、出现大机器生产以后,发展最为迅速、生产增长最快的一个行业。自18世纪70年代开始,首先在英国出现了纺织行业的技术革命,并很快蔓延到欧美诸国,蒸汽机动力和新式纺织机的采用,使纺织业生产力大幅提高,纺织产品成倍增长,纺织品也成为欧美商人开拓海外市场、赚取大量利润的主要商品。西洋机制纺织品主要分为棉纺织品和毛织品两大类。棉纺织品即中国人俗称的“洋布”,有粗斜纹、细斜纹、市布、本色布、色布等种类。毛纺织品则有哔叽、哆啰呢等种类。英美商人早在鸦片战争前就已经开始向中国输入洋布和毛织品,但数量较少,价格也贵,只是一些有钱的官宦豪商为喜新炫奇而购买穿用。19世纪40年代开口通商后,洋商垂涎中国广阔的市场,抱着攫取巨额利润的热望,积极地向中国输入推销纺织品。洋纺织品比中国手工织布细密平滑,色泽鲜艳,幅面比土布宽一倍,因而更加美观适用,受到中国人的喜爱。通商后洋布的价格也有所下降,如有一记载说,在通商前一匹本色市布的售价大约是白银七两,通商后的40和50年代降为三两[2](P13441345;P91)。还有一记载说,在1834—1849年间,进口棉布每匹价格由4.75元下降到2.40~2,45元[3](P80)。洋布的这种价格已经与土布差不多。在19世纪50年代末,洋布由于进口过量,形成滞销,价格进一步下降,在天津市场上的售价已经低于土布的三分之一,而在1861年时甚至“仅及土布价钱的一半”[3](P92)。洋布价格的下降,使得更多的人有能力购买,因而其进口销售量也呈持续增长之势。在鸦片战争后的几十年间,英美等国输入中国的纺织品,伴随着中国商埠的增开、商品输入量的增加而持续增长,特别是其中棉织品数量增长更为显著,在总输入物品中所占比重也越来越大。仅就19世纪对华主要输入国英国的输入物品来看,据估计,在1842年输入中国的物品中,棉织品居鸦片和棉花之后居于第三位,占8.4%;到1867年上升为居鸦片之后的第二位,占21%;再到1885年,棉织品已经以占35.7%的优势而居英国输入物品的第一位,而且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叶[4](P269)。另有统计,自19世纪60—90年代,欧美诸国进口物品总量及纺织品的输入情况见下表(以关平银两计值)(注:此表据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二册第1058—1059页《进口商品分类表》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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