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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礼部文件之七：读经救国论发凡》［28］一文里，江绍原谈及“礼”在当时现实生活中的价值。这篇文章受到周作人的高度评价：“《读经救国论发凡》约略读过一遍，取材甚是精当，加上说明也应该有的恰恰有了：想不到在现今这世界还能够看见这样的文章。”［29］在这篇文章里江绍原关注的是《礼记·月令》中关于天子个人生活的规定，他认为月令等书为天子所定生活项目，“不外乎法术性质的和象征主义的顺天或者法天思想”。他以弗雷泽《金枝》中神圣王权的例子来解释为什么要以严格的规定来约束天子的个人生活。因为野蛮时代的人把他们的酋长视为地上的活神、人神间的媒介，总是把他们当作不可轻渎的，神圣的，与普通人不同的特殊人物，他们必须保持康健，寿命，精神，与洁净，才能上通于神，因此，野蛮时代的人就要强迫他们的酋长守很多戒律、禁令。《月令》中对天子起居住行的严格规定和限制，也正是来自维持天子作为人神之间媒介的神圣性之必要，和野蛮时代大人物被幽禁、被限制的生活比较，已经是“一大进步”、“大革命”了。
江绍原并不是没有现实关怀，空洞地去谈《月令》所规定的这套“礼”，而是基于对现实深刻地思考，他感叹道：“呜呼，吾观野蛮人之事，方悟月令为古圣之书也，夫皇古对于君王限制既不可复，月令作者又何必创为不彻底之礼以难天子哉？无他，懼后世人心不古，争作皇帝致兵连祸结、众生涂炭耳。故古礼虽不可尽复，仍于天子生活的规定中，稍示限制天子自由之意，庶几天下皆知皇宫与天堂不是一样的地方，不敢妄想作里面的主人翁；且备叔季之世，研读古经之识者，参透其中真义，加重其中苦味，制为新礼，以寒野心家之胆而回神州之命。呜呼，古人制礼，既不泥古以苦当时，又不湮古致百世以下的人没办法，其用心良苦矣。”［30］在他看来，这一套限制天子自由的“礼”，正是防止人人都想争做皇帝而引发兵连祸结、生灵涂炭的济世良方。江绍原所处之时代，正是溥仪退位，军阀混战、建立代议制呼声高涨的时代，军阀争战就是觊觎总统宝座，使得社会纲纪荡然无存。在江绍原看来，在中国，代议制和复辟都非良策。那么，出路在哪？他说：“故知谏官之制与复辟之举，皆非立国大计也。然则唯有倡礼治哉。礼者防淫杀佚，治内感之良剂也。今日应制之礼甚多，然最要者莫过于关于总统个人起居饮食之礼。苟能仿月令之意而广之，使此部分的礼具有极严重的痛苦的色彩，则想做总统者流必能恍然于总统之不可羡，不复抢做。”
江绍原是在内忧外患的危急关头提出“以礼救国”的看法。我们看到了江绍原与周作人所说的“中国现在所切要的是一种新的自由与新的节制，去建造中国的新文明，也就是复兴千年前的旧文明，舍此中国别无得救之道”［31］形成某种契合，江绍原也明确表示：“盖《月令》等书里关于天子个人生活的规定，虽是‘文明的野蛮’，然同时又是救亡医国的良药，善读经者苟能窥破其中真意并应用之，中国之强，可坐而待也。”［32］但是，他仍坚持认为：“月令等书关于天子个人生活的条文，我们可以断然的说不是周总长所谓生活艺术，而只是他说的‘文明的野蛮’，其中的思想，是比较文明的中国社会，半意识的把野蛮时代约束君王的办法承继了来，又改造一番的结果”［33］。在他看来，这套关于天子个人生活之“礼”所遵从的不过是浅陋的带有法术性质和象征主义的顺天、法天思想，并无高深精微的道理。因而在这个层次上，他又是有别于周作人将“本来的礼”视为后代应该效法的理想。江绍原和周作人关于“礼”的讨论中，他们共同认为在当时“礼治”才是救国之良方，但周作人认为只有复兴“本来的礼”，寻找到调和纵欲与禁欲的生活艺术，中国才能创造新的文明；而江绍原则认为，不存在“本来的礼”，古礼只有经过今世科学智识的提炼才能为今世所用，但“以礼救国”才是最可行的道路，而江绍原所说的这套“礼”正是维系人心的道德。
礼、迷信、道德
如果说江绍原和周作人在《语丝》上围绕“礼”的系列讨论的核心是要“立”礼，那么，在《发须爪》一书中江绍原则要思考如何“破”俗，或者说“破”除迷信的问题，他已意识到“迷信”与“礼教”、“道德观”是结合在一起的，种种礼教和道德观念就建立在被现代人视为“迷信”的观念之上的，如果“迷信”被破除，那么道德观将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在这一立一破中，我们看到江绍原作为五四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他们如何在时代巨变中去思考问题，同时这种思考和学术旨趣也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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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人类学评论网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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