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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性“六大挑战”主要指与中国社会建设、社会发展、社会转型紧密相连的特殊挑战：第一，在市场经济陌生人的世界建立社会共同体的挑战；第二，在价值观开放多元的时代促进意义共同性的挑战；第三，在社会分化加剧的形势下面落实公平正义的挑战；第四，在社会重心下移的情况下面大力改善民生的挑战；第五，在发展主体总体布局上理顺三大部门关系的挑战；第六，在生态环境恶化情况下建设“两型社会”的挑战。这些挑战无疑是更经常、更具有基础意义的。所有这些挑战，归根到底都与社会资源——包括硬资源和“软”资源——是否合理配置和分配有关。现在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社会风险，都这样那样与上述六大挑战有关，或者说是某一或某几种挑战的表现。
理论自觉的根本途径是立足现实，在当前要立足国内外的现实，就要直面影响国际社会和中国社会生活最大的上述世界性的“人类困境”和本土性“六大挑战”，用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调查、去研究、去概括、去总结，这样才会形成有新意、甚至有原创意义的社会学理论和社会理论，才能避免种种“无根”的理论，才能真正做到“理论自觉”。
（二）对“传统资源”做出自己的理论开发
我国的传统学术资源源远流长，十分丰富。从社会学学科的角度出发，笔者把我国的传统学术资源分为前后相连的两大类：一类是中国社会学产生前的，属于中国社会思想史的范围；一类是中国社会学产生后的，属于中国社会学史的范围。因此写好中国社会思想史、中国社会学史这两本史，把中国历史上不同于欧美的社会思想、社会学理论等理论内容真正开发出来，非常重要。我历来主张，我国社会学系的学生必须要学这两门史，否则，自己这方面的可资开发的宝贵资源都一无所知，或者知之甚少，一味学欧美的东西，这样的学生很难期待他有什么“理论自觉”，而这样的学生当了老师，就会对他的学生进行误导。
在中国社会思想史上，先秦的社会思想非常重要，其中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社会思想，尤其重要。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此后两千年的各种思想无一不受诸子百家思想这样那样、或大或小、正面负面的影响，诸子百家成为我国社会思想发展的直接源头，奠定了中国社会思想的基本面貌。这两年，我们通过对先秦社会思想的系统研究，连续发了有关八篇系列文章④，我们愈益深信这一点。另一方面，中国的诸子百家作为中国的思想源头，与作为西方思想源头的古希腊思想处在大致相同的历史时期。只要进行认真的比较研究，我们就能从源头上理解和把握，中国社会为什么与西方社会不同，例如，西方社会传统更讲天人对立、更讲神圣性、更讲契约、更讲竞争，而中国社会传统则更讲天人合一、更讲世俗性、更讲伦理、更讲和谐等，因而对社会治乱兴衰及其原因的解释也不同，从而也从源头上理解和把握，我们为什么不能复制西方的社会，不能照搬西方的社会思想。
在中国社会学史上，我们的先辈社会思想家、社会学家们提出、创造了不少社会学理论，如，康有为的变法维新论、严复的合群进化论、梁启超的化育新民论，潘光旦的位育中和论、梁漱溟的中西文化论、费孝通的差序格局论，以及孙本文、吴景超、陈序经等人的思想观点，同时，李大钊、李达和毛泽东等人阐述的历史发展理论、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理论等等。这些理论为社会学中国化作出了贡献，包含着不同于西方的理论成分，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对这些理论做出梳理，把其中包含的属于中国的理论内容开发出来，完成理论自觉的使命。
（三）对“西方学说”做出自己的理论借鉴
对“西方学说”做出自己的理论借鉴，主要是指中国社会学要自觉学习、借鉴欧美强势社会学的精华和适用之处，使自己能够用世界的眼光，从整个人类实践的高度来解释中国社会和建构中国的社会学理论，从而使自己真正成为世界社会学不可缺少的一支，逐步培养和提高同国际社会学界平等对话的能力和实力，并在改变学科和学术的话语权一直由西方垄断的局面方面做出中国社会学家自己的贡献。
在当前，对“西方学说”做出自己的理论借鉴，我认为主要要注意四点。
第一，对西方理论的普适性要有正确的理解。世界上没有纯粹的普适性或普遍性，只有与特殊性相联系的普适性或普遍性。西方理论是概括西方社会实际、适合西方社会产生的。因此，它同样是普适性与特殊性的统一。这一点是社会学需要本土化、中国化的理论根据，也是正确的理论借鉴的依据。任何把统一双方截然对立起来，一方坚持纯粹的普适性，一方坚持纯粹的特殊性，这样的争论，不会有任何积极的结果，只能是愈争论，愈走火入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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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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