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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关于“文化自觉”的使命。费老提出了“文化自觉”的双重使命：一是要创造自己的文化，二是，要处理好与其他文化的关系。他说：我们一方面要承认我们中国文化里边有好东西，进一步用现代科学的方法研究我们的历史，以完成我们“文化自觉”的使命，努力创造现代的中华文化。另一方面了解和认识这世界上其他人的文化，学会解决处理文化接触的问题，为全人类的明天作出贡献（费孝通《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据此，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也具有自己的双重使命，即一要努力创造自己的有中国风格的理论，二要正确地对待其他各种理论，特别是外来的理论。对文化自觉或理论自觉来说，这两方面缺一不可，否则就是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的不够或者缺乏。
第三，关于“文化自觉”的目标。费老提出“文化自觉”要达到的两个目标，即自主能力的加强和自主地位的取得。他说：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对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据此，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同样也要把握这两个自主，加强自己在理论转型中的自主能力，并取得社会学学科为适应新情况而进行的理论选择、理论创造的自主地位。这两个自主所要求的自主性，对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来说，都是具有根本性质的。
第四，关于“文化自觉”的艰巨性。为什么费老说“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我体会，这主要是指要做到上述“自知之明”，完成双重使命，实现两个目标，是很不容易的，特别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是强势文化，要与它平等对话，不能不是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文化自觉”不是一个平坦的、风平浪静的过程，而是一个从西方强势文化中解放出来、正确地定位自己的艰巨过程。我们看到，费老在讲“文化自觉”时，用很大篇幅回顾了中西文化的不同，特别是出发点的不同：西方文化是“天人对立”；中国传统文化是“天人合一”，以及先辈们面对强势文化为保存中华文化而做的种种努力。据此，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也不能不是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即从西方强势社会学理论和社会理论中解放出来、正确定位自己的过程。只有从历史造成的西方强势文化和强势社会学理论解放出来，以我为主，学会对它们的借鉴，即学习它们的精华之处和精华之处中的适合中国之处，而不是对它们照抄照搬、亦步亦趋，才有可能真正做到费老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孝通《重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回顾和体会》）。如果没有自主性，只有边陲性，没有自己可美的东西，只有别人可美的东西，那就做不到“各美其美”，那就只剩下单纯的“美人之美”，为他人作嫁衣裳了。
第五，关于“文化自觉”的重要性以及达到“文化自觉”的途径。费老这样说明“文化自觉”的重要性我感到“文化自觉”是当今世界共同的时代要求，并不是哪一个个人的主观空想。有志于研究社会和文化的学者对当前形势提出的急迫问题自然会特别关注，所以我到了耄老之年，还要呼吁“文化自觉”，希望能引起大家的重视。这些语重心长、饱含紧迫感的话，可以说是费老在总结毕生经验基础上而发出的呼吁。而费老说的“用实证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来认识我们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则是达到“文化自觉”的途径。这里所谓“实证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就是费老自己说的，既不是要“复旧”，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费孝通《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即既要避免对自己文化的国粹主义，也要避免虚无主义，这两个极端，都不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同样，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也是当今时代的要求，是当前形势提出的急迫问题，也只有遵循“实证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才能达到，既不能看轻自己，抬高他人，也不能反过来，看高自己，看轻别人，特别不能只承认外国人的理论是理论，不认可中国人的理论也是理论。
从上述几个方面看，在一般意义上说，费先生对“文化自觉”的论述，对说明“理论自觉”也是适用的。这是一方面，但同时，理论自觉与文化自觉相比，又有自己的特殊性，因为理论是文化的系统化形态，是对文化现象提炼、概括，理论自觉不能不有自己的特殊内容、特殊表现和特殊要求。我们必须着重说明这个特殊性，特别是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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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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