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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非政府组织而言，传统社会中亦存在大量的国家权力之外的组织，如行会、教会、公社等。这些组织具有“中间组织”的性质，可以起到缓冲国家与个体矛盾的作用。然而，随着“自我调节市场体系”的逐渐确立，中间组织要么被摧毁，要么性质发生了异变；个体与社会的联结断裂了，出现了托克维尔所说的“个体主义原子化”。托克维尔所处时代的法国，平等无可避免地降临，贵族体制的瓦解，身份平等的日益普遍化，固然让整个社会欢欣鼓舞，但在托克维尔看来，这里也包含着重大的危险，“我们不能笼统地断言当代的最大危险是胡作非为的暴政，是无政府状态或专制……这个原因就是个人主义造成的普遍的漠不关心。今天能使行政权可以总揽某些权力实行压迫的，正是这种漠不关心。而以后能使一个政党动员30个人投入战斗而且也实行压迫的，也是这种漠不关心”⑦。随着身份平等而扩大的个人主义，“是一种只顾自己而心安理得的情感，它使每一个公民与其同胞大众隔离，同亲属和朋友疏远。因此，当每个公民建立了自己的小社会以后，他们就不管大社会而任其发展了”⑧。在此，托克维尔指出了个体主义原子化对社会的肢解，“个体主义首先使公德的源泉干涸”⑨。
1832年2月22日，托克维尔结束了历时9个多月的对美国民主制度的考察，回到法国。托克维尔对美国民主的思考结晶是分别于1835年和1840年出版的《美国的民主》的上下卷。在托克维尔看来，社会原子化将无可避免地带来混乱与暴政，“如果每个公民随着个人的日益软弱无力和最后不再能单枪匹马地保住自己的自由，并更加无法联合同胞去保护自由，那么，暴政必将随着平等的扩大而加强”⑩。托克维尔发现，在美国社会，行政分权和地方性结社有效地克服了平等带来的个体主义原子化危机。结社作为一种自由，也作为一种艺术，不是来自自上而下的推动，而是一种民情。“美国居民享有的自由制度，以及他们可以充分行使的政治权利，使每个人时时刻刻和从各个方面都感到自己是生活在社会里的。”（11）“地方上的事情由当地居民主管时，这些居民自然要经常接触，而且可以说他们不得不彼此认识和互相讨好。”“地方性自由可使大多数公民重视邻里和亲友的情谊，所以它会抵制那种使人们相互隔离的本能，而不断地导致人们恢复彼此协力的本能，并迫使他们互助。”（12）美国人把结社视为行动的唯一手段，并发展出了门类繁多的结社生活，政治性结社、实业性结社、兴趣结社、宗教结社，如此等等。政治结社和一般性结社互相推动，“通过政治结社，他们可以多数人彼此认识，交换意见，倾听对方的意见，共同去做各种事业。随后，他们又把由此获得的观念带到日常生活中去，并在各个方面加以运用”（13）。兴旺发达的报刊行业为分化社会中在广域社会空间建立结社生活和共同行动提供了保障，“报刊在制造社团，社团也在制造报刊”（14）。在此基础上，美国人以一种实用主义的道德观和宗教信仰，以“正确理解的利益”原则在一切可能的社会生活领域进行合作，从而有效地克服了身份平等带来的个体主义社会原子化。有学者指出，托克维尔论述了非政府组织的早期形态，我们认为这是恰当的。
托克维尔考察了美国社会自诞生以来就发展出的结社传统，这些地方结社都具有非政府组织的性质。并且这种作为民情的美国式民主足以克服个体主义的原子化危机。今天看来，托克维尔确实看到了社会自我保护运动的价值，但是对于社会自我保护运动发展的历史进程，想像得过于乐观。实际上，从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初，即使是结社传统深厚的美国，同样也逃脱不了“自我调节市场体系”对社会的进一步破坏，而这一过程中，作为社会自我保护运动一部分的非政府组织向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1929～1933年经济大萧条之后，社会自我保护运动的一部分以波兰尼所言的政府干预经济的福利国家形式在罗斯福新政中得到了确认，非政府组织在社区救济、城市贫困等方面发挥了一些作用。然而这种确认依赖于强大的政府，主题是政府干预经济活动，因此作为社会自我保护运动的另一部分——非政府部门，显然是不被看好的。20世纪50年代，凯恩斯主义结束了其辉煌，西方经济陷入了普遍的滞涨，社会自我保护运动以受后现代思潮指引的形形色色的文化政治面目登场，这一时期的社会运动表现出明显的反社会学特质（15），在美国，这些运动虽然也展现了托克维尔所言的结社传统，但富有建设性的非政府组织虽已崭露头角却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越南战争、水门事件等一系列政治危机使得公众开始质疑政府的外部性问题；第一次石油危机的爆发，使得西方社会在重整经济秩序和公共性格局的时候，认识到政府和市场一样可能出现失灵的状况；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从政府、学界到公众都开始关注之前默默无闻的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作为社会自我保护运动获得了普遍的认同，并开始作为独立的社会力量加入到公共性格局的建构中。到了20世纪90年代，在福利国家危机和苏联式社会主义危机的爆发以及全球化的背景下，萨拉蒙所言的“全球结社革命”得以扩展到全世界，在世界风险社会，非政府组织甚至获得了超越民族国家范围的新内容，开始在全球性问题中发挥积极作用，比如食品安全问题、环境问题以及全球劳工保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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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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