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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们说明了在国家主导的自上而下改革的背景下，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有其自身独特的路径，并指出，现阶段中国社会出现的社会原子化动向值得警惕，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有利于对这一危机的化解，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有社会参与的和谐社会
如上文所述，社会学兴起于19世纪的法国，彼时产业革命和民主革命已经催生出一套与传统贵族政体截然不同的资本主义体系。然而，随着自由和平等理念深入人心，经济高速增长，传统社会中间群体亦烟消云散。个体主义社会原子化成为资本主义文明的痼疾，孔德、涂尔干等社会学奠基者的理论追求正在于回归社会，重塑一个有活力的中间群体，为现代社会确立良性秩序。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作为公共性的参与者，在协商、合作的基础上促进公共福祉。非政府组织的兴起和发展壮大正是社会复兴，超越社会原子化危机，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组成部分。
回到社会，亦是本文的核心诉求。新中国单位社会确立，社会的独立性基本被取消。而随着单位体制的消解和变异，以及新的社会部门和社会现象的出现，呼唤社会的回归。和谐社会的建设，离不开社会部门有效而合理的运转。随市场经济改革兴起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需要和自上而下的政府机构改革结合起来，这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应有之义。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兴起和发展的过程是独特的，是政府机构改革、新时期克服社会原子化危机要求与全球结社革命共同作用的产物。国家能力是公共性格局中不可替代的要件，而随着改革的深化，富有活力、动态均衡的公共性格局，必然要包含社会部门的参与。通过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将社会组织起来，结束社会原子化的局面，对于建设和谐社会意义深远。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社会建设的时代任务，即通过社会建设缓解当前阶段的社会矛盾，为和谐社会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劲动力。非政府部门的成长，是社会建设中必不可少的一环。随着政府向服务型职能的转变，培育非政府部门，建立新型社会联结机制至关重要。
注释：
①萨拉蒙：《全球公民社会——非营利部门视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页。
②为我们所熟悉的是卢梭基于“自然人”状态的论证而阐发的社会契约论，普列汉诺夫对此问题认识深刻：“他的‘自然人’是最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他‘独自一个人’（seul）过活，因此他没有丝毫关于任何社会联合的概念。”参见普列汉诺夫《让·雅克·卢梭和他的人类不平等起源的学说》，王荫庭译，载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15～136页。
③Robert A. Nisbet，＂ｔ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Rise of Sociology in Franc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 49，No.2，（Sep，1943）， pp.156～164．
④孔德、涂尔干、马克思的社会学理论都可以概括为对社会原子化危机的回应。所不同者，孔德、涂尔干期望通过资本主义秩序的确立重建社会团结，孔德对“中间组织”寄予厚望，涂尔干则希望在职业团体的基础上获得新的道德秩序；马克思的社会学将自发阶级到自为阶级的转变和基于此的对资本主义秩序的外部超越视为理想。这个论题至为丰富，在此不作专门讨论。
⑤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4页。
⑥我们认为对非政府组织的研究视野不能仅仅局限于1945年联合国宪章提出了非政府组织这个概念以后，更不能仅仅谈论20世纪90年代以降全球结社运动中非政府组织的勃兴，而是需要在社会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去认识。
⑦⑧⑨⑩（11）（12）（13）（14）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下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872、625、625、635、633、632、649、642页。
（15）阿兰·图海纳：《行动者的归来》，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6～17页。
（16）林德昌、王重阳：《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的建构与发展：国际与国家层面的解析》，《非政府组织学刊》2007年第2期。
（17）王名、刘求实：《中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的制度分析》，载《中国非营利评论》第一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01页。
（18）分类控制的理论解释可参见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代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6期。
（本文原载《江海学刊》2009年5期第116～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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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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