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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原子化危机的出现与现代性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同样长度的历史。现代社会的兴起是以社会解组为代价的，其直接后果就是社会原子化。按照社会思想史学家尼斯贝特教授的研究，社会解组运动以如下方式展开：
18世纪的法国依然保有许多中世纪的法则，诸如强大的行会组织、公社（commune）、教堂、大学以及父权制的家庭结构。这些团体合在一起构成了君主制国家（sovereign state）与个人之间的“中间社会”（intermediate society）领域。卢梭等思想家的著作对此表示了最大限度的敌意而热望于国家保证下的个体绝对自由与平等，在他们看来国家与个体乃最高实体，而由社会团体构成的“中间社会”对个体的限制当在国家君主意志前溶解，所有社会团体与社会秩序被原子化，传统社会的一切表征都应被抛弃。②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则把哲学家产生于斗室中的思考放置于社会中践行。1791年的李·查贝利尔法案（The Law Le Chapelier）宣告“举国之内再无任何法团（corporation），唯有独特的每一个体之利益与普遍利益”③，随后雅各宾派执政将此原则发挥到了极致，所有被认为站在通往自由之路中央的事物——遗产、行会、社团、教堂乃至家庭——都必然灰飞烟灭。在法国大革命的洪流中，作为一个独立社会组织的教会不复存在，牧师也变成了政府的行政官员；修道院与教会大学中断运行，宗教生活在总体上被禁绝；行会秩序被破坏，并置于国家的严格控制之下；教育被改造为国家的专擅，以培育合格的公民；财产权亦由家庭持有转而为个体持有，家庭本身则为革命中的平等主义者不断修正，父权制失去了价值，自由与平等之观念进入家庭，婚姻被视为民间契约（civil contract）。
社会学的兴起正是对社会解组运动带来的社会原子化危机的直接回应④，然而正如我们所见，回到社会的道路是艰难而曲折的。
社会原子化危机与波兰尼所言的大转型具有内在一致性的是，近代以来“自我调节的市场”这样一个乌托邦在社会现实中是以社会脱嵌的形式完成的，当资本主义市场脱离社会而自主运行的时候，社会解组运动无可避免地发生了。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发展到激进形态，即市场社会，人和自然都被纳入市场法则的支配下，社会原子化危机成为西方文明挥之不去的魔咒。而作为“双向运动”的一部分，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的兴起既是辩证法逻辑的必然，也为社会发展的历史所证实。
波兰尼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中所谈论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主要是指在社会保护原则支配下的政府干预和社会运动，“目标是对人和自然以及生产组织的保护；倚仗直接受到市场有害行动影响的群体——主要是但不仅仅是工人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各种各样的支持；它运用保护性立法、限制性团体和其他干涉手段作为自己的运作手段”⑤。需要指出的是，在波兰尼写作的年代，是以凯恩斯主义为指导的福利国家形成的时期和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鼎盛的阶段。这一时期社会自我保护运动主要是通过国家干预的手段制度化地运行着。而伴随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经济陷入长期的滞涨和低迷，福利国家危机呈现，萨拉蒙所言的市场导向的经济政策和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已经初露端倪。前者表现为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兴起，后者表现为一些社会学家将目光转向了非政府组织和社会运动。
综上，我们应该认识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政府组织在全球范围的迅速发展有其现实依据，即西方社会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国家危机”；但从西方社会发展的长时段视角来看，则“全球结社革命”是伴随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对社会原子化危机回应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的一部分。接下来，我们将在历史社会学的视野中考察非政府组织的兴起和发展的历史进程。
非政府组织兴起与发展的历史社会学考察
如果说非政府组织在全球范围的蓬勃发展是发生在晚近的20世纪90年代的话，那么其兴起则可以追溯到至少与资本主义在西方社会兴起同样长度的历史。⑥前文所述，与近代西方由工业革命和民主革命而逐渐确立的现代性相伴随的是剧烈的社会解组运动，前现代社会的中间组织解体，社会原子化危机呈现，社会团结面临着空前的挑战。社会自我保护运动作为现代社会中双向运动中的一种，几乎与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同时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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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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