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人的叙事能力由稚嫩而成熟的发展过程中，辞赋因对外部客体世界的精细描叙，使人的叙事思维大步向前跨越，从而架设起中国文学由表现主观向反映客观转变的桥梁。
人类生活处处都离不开“事”，只要有“事”，就必须叙事。叙事，简而言之，就是讲故事，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能力。以叙事的眼光审视中国，我们会发现，中国其实有着悠久丰厚的叙事传统。人类的叙事经历了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繁复、从粗略地记叙到细腻曲折地描述的发展过程，中国的叙事传统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相对于中国诗学以“志”为本体，中国叙事学则以“事”为本体。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文学样式都与“事”有着不解之缘，没有“事”，就没有文学。文学与“事”之关系程度不一，它可远可近，可密可疏，这正反映了人与“事”的关系，特别是人对“事”的认知、把握、表现诸种能力的发展变化。
赋是中国文学中一种特殊的体裁。赋的外形是洋洋洒洒的长篇巨制，然而其内质却是诗化的。如果从中国叙事和抒情两大传统的角度进行考察，那么，就基因而言，赋体文学似乎应该属于抒情传统。然而，当我们从叙事视角考察古代辞赋时，发现辞赋叙事确实与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存在着种种联系，甚至某种意义上还可以说辞赋叙事是能够反映中国叙事传统生成演变的一面重要镜子。
假托人物问答的虚构性叙事
辞赋对中国叙事的一大贡献就是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所说的“遂客主以首引”。所谓“遂客主以首引”，指的是在故事开篇假托客主问答对话，并引起下文，由此形成赋文的框架结构。
荀子《赋篇》在隐语叙事中包含了一套鲜明的王与臣的问答程式，但近乎今天猜谜语式的面貌，使其故事性还显得很弱。《楚辞》中的《渔父》以全知视角展示屈原与渔父的对话，对话本身构成了故事的主体，既有问答又有故事，问答是叙事的展开方式。宋玉赋则进一步巩固了这种主客问答的结构，如《高唐赋》、《神女赋》，在宋玉与楚襄王的问答中又引出先王与巫山神女的问答，从而出现一个次层叙述。以主客问答充当导入正文的引子，这与荀赋只有问答之辞而无下文可以“首引”相比，已经是一个极大的进步。入汉以后，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假托子虚、乌有先生与亡是公，扬雄《长杨赋》假托翰林主人与子墨客卿，班固《两都赋》假托西都宾与东都主人，张衡《二京赋》假托凭虚公子与安处先生等进行问答对话，从此这种主客问答的结构成为汉大赋之定式。汉以后的赋作仍有不少保留了主客问答的结构，如唐卢肇《海潮赋》、李庾《两都赋》，宋苏轼《赤壁赋》、刘过《独醒赋》等，他们在继承汉赋主客问答形式的基础上又有所创造，发展了虚构性叙事。
赋文设辞问答以结构篇章的做法，是作者想象力扩张的结果，鲜明体现了文学的虚构本质，这在文学叙事思维和叙事手段演变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辞赋的问答结构与韵散相间的体制为后世话本、戏剧等叙事文学的雏形，从这个意义上讲，辞赋孳育了后世叙事文学。
空间与事类叙述的结合
散体大赋采用空间关系对事物进行铺叙，展现出从空间视觉出发的叙事艺术。辞赋作家以其娴熟的技巧，不仅创造出丰富多样的空间方位联结形式，而且还把空间叙事模式演化成为一种复杂的遣词造句的艺术方法，在句式上呈现为“前后”、“左右”、“高低”、“上下”、“东西”、“南北”等二元表述或“前后左右”、“高低上下”、“东西南北”等四元表述。叙事套路的出现是表述方法趋于成熟的标志之一。赋文作者只有在文学表现力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后，才能熟练掌握这种叙事套路。
赋的本质特征，在于铺排敷陈，到了汉代赋家手中，发展至“极声貌以穷文”的境地，他们致力于全方位地对外部客体世界进行穷形尽相的描摹。这些描摹对象与空间叙述模式具有同构关系。空间叙述模式经过了赋作者的精心选择和设计，它总是通过大量表示方位、地名的语词来实现，而这些语词又往往与各种名物相结合，连类繁举，由此构成事类化的名物系统。以东南西北、上下左右等空间关系为经，以山水木石、花草鸟兽等类别为纬，空间与事类叙述的结合使辞赋形成清晰明确的叙述脉络和层级板块结构，从而构成辞赋基本的组图框架。
司马相如《子虚赋》即是空间与事类叙述结合的典范，它从东南西北、上下高低等多方位空间对云梦泽的情状进行了淋漓尽致的铺写，层层推进，环环相扣，井井有条，展现出一幅世间万象的宏伟画卷。这种空间与事类紧密结合的叙述方式，不仅使赋的空间叙事有更大的包容性，更见其明晰的层次性，由此大大地扩充了文学作品的规模，空前地提高了赋作叙事的表现力。中国古代文人把汉字本身所具有的形美、音美、意美，非常娴熟地运用到赋的创作中，对所述对象的声貌、形迹、情态进行铺排式的描述，这是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进一步提高的结果，标志着人们艺术思维与叙事能力的日趋成熟。
继续浏览：1 | 2 |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0月24日 第660期
【本文责编：思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