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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社会学研究也在发生着变化。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方面欧美社会进入一个相对和平与高速的发展时期，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但现代性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另一方面，反战运动，女权运动等各式各样的社会运动兴起，让结构功能主义静态的分析框架无法包纳社会变迁与社会冲突的诸多问题。很多社会学家发现，他们在研究社会变迁、社会冲突的形成和维持机制以及后发展国家现代化过程的时候无法离开历史，只不过是在以社会学的理论与视角去分析和解释具体的历史过程。有鉴于此，少数社会学家开始反思简单地摒弃历史做法的缺陷，并希望从历史中去寻找解决他们所处时代社会问题的答案。
这方面的先行者要数赖特·米尔斯，这位极富批判性而显得有些另类的社会学家早在主流社会学时期的50年代，就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对他所处那个时代的社会学理论的弊端进行了猛烈批判，并提出他认为正确的做法，书中列有一章专门论述如何正确地运用历史资料来从事社会学研究。米尔斯认为在“宏大叙事”占统治地位的背景下，对历史资料的运用存在着三种错误：即：“阉割历史”、“形式主义”与“杂烩式研究”，要摆脱这些弊端，米尔斯倡导“每一门社会科学——或者更恰当地说，每一门经过慎重考虑的社会研究——都需要一个历史的观念领域和充分地利用历史资料”［12］。米尔斯的这些洞见在当时虽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但是他已经为历史社会学的兴起开启了大门，指明了方向。
20世纪60年代，美国科学史家库恩发表了《科学革命的结构》，在这本书中，他认为自然科学也不是客观知识的积累，而是各种范式对话语权的争夺。这种论述对以科学主义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主流社会学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由于这个影响，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很多社会科学开始重新梳理学科史，研究者们返回到经典社会学家那里，重新对社会学的范式进行修补或创新。这样做不但使得社会学重新以经典时期为出发点建构解释范式，以摆脱实证主义社会学缺乏历史视野的局限，也让社会学家增加了对历史的感受。
接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给社会学与历史学都造成了冲击。此时，一方面历史的“真实性”遭受质疑，历史被认为是一种主观建构；另一方面主流社会学追求普适性的做法也受到批判。在此情况下，社会学和历史学这对学科上的冤家终于走向融合——即便这种融合在今天也不能说已经完成——面对后现代主义的挑战，二者都企图利用对方来建立一个新的理解平台，这是历史社会学兴起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期间，在社会学和历史学领域陆续出版了一些历史社会学著作，如《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13］和《国家与社会革命》［14］，这两本书运用宏观的历史比较法，研究在同一个历史过程中历史因素在不同的国家与社会中是如何发生不同作用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15］、《现代世界体系》［16］与《文明的进程》［17］，实际上也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在分析同一个问题，即资本主义文明产生与发展的机制和内在逻辑是怎样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甚大，作者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认为工人阶级意识和工人阶级群体的形成不是工业化的机械结果，而是工人阶级自己思考的结晶［18］。
晚近以来，许多社会学名家都着手对不同的分析视野做出调和。与帕森斯建立包罗万象的宏大理论的做法不同，当代社会学理论展现出来的是一种多元融合的图景。如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就试图调和结构与行动之间的二元对立。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将社会内部的时间与空间联结起来，强调在一项具体的社会学研究中要重视对历史因素的考量［19］。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社会学与历史学这对“学术上的近邻”，从暧昧走向决裂，又从决裂终于走向融合，并且，这种融合的趋势还在不断加强。于是，作为一门新兴分支学科的历史社会学也就在这种“历史的机缘中”得以诞生与发展。
三、历史社会学的机遇与挑战
历史学是重构过去社会的图像，而社会学是针对现代社会的诸多社会问题来解释和提出应对方案，在纵向上，这两门学科各自的研究对象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时间序列；同时，正如彼得·伯克所言：“社会学是对单数的人类社会的研究，其主要是侧重于对现代社会的结构及其发展的归纳；而历史学是对复数人类社会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研究他们之间的差别以及各个社会内部基于时间的变化。”［1］2因此，社会学与历史学本来就是两门互补性很强的学科。二者的研究方法是“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的……如果只单独使用历史学或社会学的研究方法，那么可能会对研究现象产生错误理解”［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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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社会学；社会史；社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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