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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想建立一种“超越历史”的解释社会的范式，既然历史学只重视上层政治史，对社会研究与把握的任务就自然地落到了社会学家的肩上，后者想找到一种整体、宏大和客观的理论，以解释社会，因此，社会学从一开始似乎就在努力和历史学划清界限。如社会学创始人之一的孔德，对历史学的批评就相当尖锐：“历史资料是稚气的搜集在一起的乱七八糟的零碎……历史学家是毫无用处的逸闻趣事的编者……”［5］52而社会学的另一位创始人斯宾塞更是以一种几近贬低的口吻谈及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关系：“社会学之于历史学，正像大厦是从周围的砖石之中拔地而起”，“历史学家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不过是对民族生活的叙述，不过是为比较社会学提供素材。”［1］10可见，社会学从开创阶段起，就把自己定位在历史学之上，认为历史学不过扮演了材料搜集者的角色，而要解释社会，则非社会学莫属。而另一方面，历史学家对社会学也同样不屑一顾，以伏尔泰为代表，认为人类社会不可能被“科学的”研究，社会学采用因果模式来解释人类社会，显然不可取。因此认为孔德、斯宾塞等人所倡导的社会学是“伪科学”［1］10。另一种意见如兰克学派的历史学家们则认为社会学过于宏观，不考虑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作用与社会的独特性，对人类社会的历史没有解释力。
其实，社会学创始时期也正是西方现代社会科学体系的形成时期，不仅仅社会学，诸如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学科当时也在不断进行着与历史学和哲学划清界限的工作。各个学科要追求自己的独立性，往往都要将自己贴上科学的标签，摆脱历史学和哲学等人文学科的影响。如孔德所言：“不管是从历史的、教义的、科学的或者逻辑的观点来看，科学六大基本学科不变的序阶是：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社会学。这六者当中，第一门是所有实证哲学的发展之始，最后一门则是其终极目的。”［5］133由此可见，孔德意图将社会学从人文学科中解放出来，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和理念去研究人类社会。在孔德、斯宾塞所处的时期，社会“进化”的思想风行①。于是，关于社会进化与社会变迁的讨论成为早期社会学挑战历史学的突破口。孔德提出著名的社会进化“三阶段论”，即人类社会的发展要经历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这其实是一种后设史学，就是要在人类社会的发展经验中找到一种时间模式，因为“历史学所检视的不同时空中的各色人类行为，它通常都不将人类行为当作一个整体考察，当历史学趋向普遍性时，它就成了后设史学。”［6］
与孔德相类似，斯宾塞认为人类社会如“超有机体”，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渐进过程，表现为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此及彼地向前发展。在此过程中，社会各个部分的功能渐趋完善。此后，包括哈佛大学社会学系的创始人索罗金提出的“观念文化”与“感性文化”的“历史循环论”等，也都是以后设史学作为他们社会学的基础。
不过，社会学在接下来的形成阶段中却出现了一个与历史学的“蜜月期”。但这种“两情相悦”，与其说是社会学家接纳了历史学，不如说是少数具有深厚历史功底的学者在社会理论领域有突出的建树。马克思与托克维尔是这一时期的代表。马克思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分析人类社会发展的路径与逻辑，成为批判主义社会学的奠基人。其《资本论》无论在经济史还是经济理论领域，都具有巨大贡献。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和《论美国的民主》两书不但运用了大量的原始文献，而且在政治理论领域提出了“民主的理想模型”。马克思和托克维尔的著作是历史学与社会理论相结合的典范之作②。
而被公认为社会学家的涂尔干和韦伯同样在历史学领域享有盛名。涂尔干继承孔德的思想，开创了实证主义社会学传统，但是对于历史材料，涂尔干给予高度的重视。在其代表作《自杀论》一书中，很多结论就是对历史资料进行二次分析而得出的。涂尔干晚年的著作《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利用了大量人类学材料，从图腾制度的起源考察宗教。其中很多资料乃至分析范式都是历史学范畴的。并且，“他在他所编的《社会学年鉴》中，坚持评述历史学著作，当然这些著作必须关注不像事件史那样‘肤浅’的东西”［1］11。
韦伯则是人文主义社会学传统的奠基人，他可谓是最重视历史因素在社会学研究中的作用的社会学家。作为德国学者，韦伯深受德国历史主义的影响，他早年从事了大量经济学与历史学方面的研究，直到晚年才转到社会学，因此，社会学与历史学在韦伯那里得到了较好的融合。韦伯认为历史学和社会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二者“都是研究行为的经验科学……都关注被视为整体的社会，关注全部人类行为，显然他们是学术上的近邻”［7］。并且，韦伯开创的人文主义社会学在经典社会学时期一度占据了主流。正因为如此，这个时期的社会学和历史学相互之间有不少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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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社会学；社会史；社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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