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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以传统史学所从事的社会研究视角，以历史学与社会学的历史关系为线索，对历史社会学的兴起与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力图展现在社会史、结构功能主义和后现代理论等相关理论的影响下，历史学与社会学由分裂走向融合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历史社会学的学科性质与特征，讨论了其现实意义与发展前景。
关键词：历史社会学；社会史；社会研究
中图分类号：K061；C9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023（2009）04－0092－07
20世纪70年代以来，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或研究方法（立场）的历史社会学在西方兴起，对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均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随着其学科地位彰显，人们开始关注它的历史与现状，关注它与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学科关系，关注它给历史和社会研究所带来的影响，同时也关注它在研究中所实际和可能呈现出来的学科特性。本文通过对其发展历史的梳理，从历史学与社会学传统关系及其现代变迁的角度分析了历史社会学的产生、发展和变化，力图较为全面地展现历史社会学的发展脉络、现实特征与理论价值。
一、“聋子之间的对话”：历史学与社会学的分离
人类社会是什么，它如何产生和发展，又有怎样的规律，对于这一系列问题，自古以来人们就尝试做出解释与回答。在现代社会科学体系尚未建立的西方传统社会中，研究人类社会的任务往往由历史学与哲学共同承担。历史学家通过对“史实”的搜集与整理，希望能“真实地再现过去”，并将其忠实地记录下来，通过对一连串历史事件的叙述来展现社会发展的脉络。
传统时代的西方历史学家关注人类社会的方式与视野是有自身特点的，史学家们往往关注特殊的事件和人物，而且多将研究集中于尽可能翔实的细节，以图构建历史人物的活动史。而这里的历史人物，又多半是历史中的政治英雄或精英人物，因此，传统历史学一直到它的巅峰阶段，都主要是一种政治史，其所叙述的多是王朝兴衰和英雄人物的传记，而对于世俗的、平民的社会生活却很少涉及。传统的历史学家极少将社会视作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即便有一些零星的记载，也不过是作为政治史的一种点缀。可以认为，将国家作为研究的主体和焦点是传统西方史学的重要特征。
对于西方传统史学的这一偏好，就其巅峰阶段来看，可以做如下的解释：在史学大家利奥波德·冯·兰克及其追随者倡导史料和史学方法上的革命之后，历史学研究从利用史书转向利用政府档案，并且以编制愈益精巧的方法来评估史料的真实性，由此导致研究中的政治史趋向愈加明显。兰克史学的影响深远，于是，以国家为研究主体的政治史研究在传统历史学研究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其二，中世纪以后的欧洲经历了一个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时期，许多国家将历史宣传作为促进国家统一的手段。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所倡导的历史也就是以国家为中心的历史。
相比之下，社会史的研究就显得非常单薄，这个时期的社会史遭到主流历史学家的轻视甚至排斥。在当时的历史学家眼中，社会史就像是“将道路、婚姻、报纸等内容杂乱无章堆积在一起，成为名副其实的‘古玩店’”［1］6。例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格林的著作《英国人民简史》专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他的导师弗里曼就这样批评该书：“如果格林能够摒弃那些‘社会废渣’，他有能力写出一部出色的英国史。”［2］毫不掩饰其轻慢之情。
传统历史研究的特点重叙事，不太关心理论建构。乔因特和雷切尔指出：“（历史学家）感兴趣的是与历史相关的特定事实的本身，而非将它们作为历史法则资料的工具性角色。……他们不是普遍法则的生产者，而是这些法则的消费者。”［3］所以，对理论的拒斥是社会史始终处于附庸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单单是对“民众的历史”的各个方面进行记录，而缺乏宏观上的把握的话，就显然不如政治史具有操作性。
进入18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浪潮席卷整个西欧，这场技术革命在推动西欧由传统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同时，也引起了社会结构广泛而深刻的变革。领主与庄园制经济的解体导致大量的农业和手工业者破产，各种社会矛盾丛生。19世纪70年代以后，当西欧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统一战争基本结束后，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寻求新的认识社会的范式，以区别于历史哲学与社会史模式。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社会学应运而生。如吉登斯所指出，社会学的产生“不过是对因工业文明和民主政治而导致的旧制度的崩溃所产生的秩序问题的种种反应而已”［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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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社会学；社会史；社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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