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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故事”本义在汉代的文体衍化
作为“旧事”之义的“故事”，后来发展成为与“小说”关系密切的文体，而作为“旧例”、“典章制度”之义的“故事”，又有何发展呢?事实上，它们也没有消亡，而是逐渐与汉代应用文体发生了联系。
《汉书·魏相传》：“相明《易经》，有师法，好观汉故事及便宜章奏，以为古今异制，方今务在奉行故事而已。……臣相不能悉陈，昧死奏故事诏书凡二十三事。”此处有三个“故事”，一般皆可解作“旧事”，但最后一个“故事诏书”，“故事”与“诏书”并列，有人解作“皇帝处理旧事的诏书”。但笔者认为，将其理解为“与旧事有关的诏书”，更为可靠。也可以理解为，当初很多“诏书”有解释、说明汉代“旧事”规则的作用，因为当初很多“诏书”的撰写与发布，也是根据“旧事”规则进行操作的。这里有两个证据：第一，皇室行为规范与礼仪，皆有“旧事”可循，如蔡邕《独断》称：“幸者宜幸也。世俗谓幸为侥幸。车驾所至，民臣被其德泽以侥幸，故曰幸也。先帝故事，所至见长吏三老官属亲临轩作乐，赐食皂帛越巾刀佩带。民爵有级数，或赐田租之半，是故谓之幸，皆非其所当必而得之。王仲任曰：‘君子无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无不幸。’《春秋传》曰：‘民之多幸，国之不幸也。’言民之得所不当得，故谓之幸。然则人主必慎所幸也。御者进也，凡衣服加于身，饮食入于口，妃妾接于寝，皆曰御。亲爱者皆曰幸。”“先帝故事”以下，又引王充、《春秋传》等语，显然说明“幸”这一行为，是受“先帝故事”、先贤或古代典籍流传下来的道德规范所约束的，是有“旧规”可循的。第二，皇帝与大臣“诏书”，皆依“旧事”而为之，如蔡邕《独断》称：“诏书者：诏诰也，有三品，其文曰告某官。官如故事，是为诏书。群臣有所奏请，尚书令奏之，下有制曰，天子答之曰可，若下某官云云，亦曰诏书。群臣有所奏请，无尚书令奏制之字，则答曰已奏，如书本官下所当至，亦曰诏。戒书戒敕，刺史太守及三边营官被敕文曰有诏敕某官，是为戒敕也。世皆名此为策书，失之远矣。”“官如故事，是为诏书”，可知诏告之制作，皆因循“一定之规”。这种因循“旧事”之作，虽然本来属于官场惯例、制度规定，但长期沿用，亦逐渐成为约定俗成之文。其名称不一，但总属文学范畴，故蔡邕总结云：“凡群臣上书于天子者，有四名：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驳议。”
总之，由蔡邕所言“官如故事”之“制”、“奏”、“策”等分析，汉代很多文体，尤其是应用文体，都有“模范旧事”之事。刘勰《文心雕龙·章表》在蔡邕基础上，又有深入阐发：“秦初定制，改书曰奏。汉定礼仪，则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议。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请，议以执异。章者，明也。《诗》云‘为章于天’，谓文明也。其在文物，赤白曰章。表者，标也。《礼》有《表记》，谓德见于仪。其在器式，揆景曰表。章表之目，盖取诸此也。按《七略》、《艺文》，谣咏必录;章表奏议，经国之枢机，然阙而不纂者，乃各有故事，布在职司也。”[3]
由其中“章表奏议，经国之枢机，然阙而不纂者，乃各有故事，布在职司”分析，这些应用文体，各有“故事”，而“旧例”、“典章制度”，亦融入汉代应用文体中，成为其应用中不可割裂的元素。这种或隐或现的文化元素，融进汉代文学书写的体例之中，就成为汉代文学书写的“传统”和“旧例”。再进一步，就以“典故”的形式，存在于不同的文学体式中。
诸子文学的书写也是如此。例如刘向《说苑》、《新序》、《列女传》等，皆多采前代与本朝“故事”，用以提出适应于汉代社会的道德规范与文化标准。刘向撰写过程中，择取“故事”，必然是“胸有丘壑”，他所遵循的“去取原则”，实际上就是符合“故事”的叙事原则。这也是诸子叙事的一种“传统”与“成例”。推而广之，汉代其他诸子讲论六经与《楚辞》等文学作品，也是遵循“故事”传统。如《汉书》卷六十四：“王褒字子渊，蜀人也。宣帝时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益召高材刘向、张子侨、华龙、柳褒等侍诏金马门。”其中未必皆属于“叙事”传统，但他们讲论六经，诵读文学，遵循汉代“故事”，没有问题。
汉代诸子与整个汉代文人叙事的这种“故事”传统，起源于先秦，但主要倡导者则是汉武帝。《史记》、《汉书》多有汉武帝“修故事”记载，汉朝历代君主亦有“修武帝故事”之类的文献记载，这说明汉人的“故事”传统，大多源自汉武帝。汉代文人的“叙事传统”，则亦源自汉武帝。汉代诸子对此多有记载，就说明了这个问题。桓谭《新论·识通》记载：“汉武帝材质高妙，有崇先广统之规，故即位而开发大志，考合古今，模范前圣故事，建正朔，定制度，招选俊杰，奋扬威怒，武义四加，所征者服，兴起六艺，广进儒术，自开辟以来，惟汉家为最盛焉。故显为世宗，可谓卓尔绝世之主矣。”[4]
桓谭是两汉之际的大学者，与刘歆、扬雄多有交往，其《新论》称汉武帝“模范前圣故事”，当为可信。从这里说来，汉代诸子对汉武帝“模范前圣故事”特别重视，在撰写过程中，他们潜意识里也有“故事”传统的影响。这是汉代文学叙事传统中非常特殊的“集体无意识心理”的体现。
三、秦汉子书的“叙事传统”及其文学价值
秦汉子书重在说理，但有时候为了特殊的说理需要，还会借助大量的“叙事”技巧来说明问题。这就使得秦汉子书具有鲜明的“叙事”特征，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子书与史书、文学文本中相同的叙事，在目的与情节上有异同，但子书“叙事”已经具有了某些文学色彩。
由上文看，从单纯的“旧业”、“旧例”到具有叙事色彩的“传说”、“小说”，“故事”的涵义在史书记载中有一个逐渐演化的过程。与之相适应，与史书并行的子书，对“故事”的接受与理解，应该主要集中在“叙事”角度，即子书之“叙述传统”，很大程度上采用了“故事”的题材与模式。
汉武帝时期是对汉家文化影响最深远的历史阶段，故汉家“故事”多因循汉武帝之旧例。如《汉书·王褒传》记载：“王褒字子渊，蜀人也。宣帝时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益召高材刘向、张子侨、华龙、柳褒等侍诏金马门。”此处之“故事”，显然是“旧例”之义。需要注意的是，“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楚辞》等楚人作品已经进入汉家“故事”，成为汉人文学交流与撰述的主要参考对象。二是“故事”与文学作品联系起来，说明它与“文学”的距离更为接近了，为“叙事”功能的增强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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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4年09月04日 08:21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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