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2 我国体育人类学的进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体育理论丰富，对体育人类学产生了迫切的需求。20世纪80年代，体育界出现了人类学的论文［14］，其后，在成都体育学院成立了体育人类学研究室并开始招硕士生；1999年，“广东青年社会科学家文库”中首次出现了《体育人类学》专著［15］，2001年又有另一些学者合编的《体育人类学》［16］，并有体育界人士参加了国际人类学学术讨论会。同年，华南师范大学开始招收体育人类学研究方向的博士生。
我国体育人类学的研究时间虽然不长，但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理论特色，并且在某些局部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譬如，笔者通过近30年的田野工作实践，最近对体育形成一些新的理论认识：1）两足直立行走对人类体质与身体运动形式长远的深层影响。近代体育性质的身体活动，是以直立行走后人体形态结构的改变为前提条件的，而不是通常泛泛而谈的“劳动起源说”。
人类在进化为直立行走后，所发生的人体形态结构的变化，为体育性质的身体活动提供了生物学的基础；人类为弥补自己的生物性缺陷，产生了对体育活动的主观需求。在工业革命带来的突变中，近代体育得以诞生。
两足行走，给人类带来了丰富多彩的身体运动形式，也带给人类特有的毛病，人类悬挂着的内脏器官，尤其是易患心血管方面的疾病。这个体质弱点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表现得更明显。增强体质是良好的愿望，人类身体生物活力的弱化趋向其实早在两足行走的史前时代就已经确立，直立行走使人体形态结构的改变，为人类的某些生理疾病埋下了隐患，产生对体育的需求，现代文明仅仅是催化物［17］。新时期发展体育对抗疾病，展开对健康的新追求，由此导致了体育的生活化。因此，需要重新建构当代体育与健康理论。
2）劳动方式的演化导致体育的萌生、成熟及模式的改变。在自然条件下获取食物的渔猎采集和农业社会，人类缺乏整体的体育需求，只能长期处于萌芽状态。工业社会强调的规模化生产，以机器取代体力劳动，以分工限制了人的全身性运动，体育从萌芽迅速成熟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文化形态。工业经济——异化劳动使人体生物适应性达到极限，破坏了几百万年以来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是人类产生体育需求的社会根源。信息革命将人类的体力劳动降至最低强度和范围，知识经济使人的体力变得更缺乏意义，而分散性的社会组织和多元化的生活方式，使强制性体育的领域迅速萎缩，形式和内容会以一种新的面貌出现。
劳动方式的演化，产业升级，必将导致体育方式的彻底变革，其社会功能发生从生产到生活、从群体到个体、从工具到玩具的转移［18］。中国体育不仅要继续维护国家利益，也要考虑每一个体过小康生活的需要，弥补半个世纪以来对“娱乐”的缺失［19］。
4．3 中华民族的复兴与民族体育的崛起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带来中华民族体育崛起。对中华民族体育这样的传统文化遗产妄谈“糟粕”、“扬弃”之类，是体育人类学难以认同的。人类学倡导的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元化观点，得到世界范围的认同；民族传统体育学借助体育人类学，可以极大地促进学科的建设。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一定会成为世界体育文化的组成部分。2008年奥运会，是最佳契机。［20］
4．4 人类身心需求与未来体育的协同发展 我们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现实：1）生存空间的异化；2）适应的极限；3）脑体背离。体育人类学特别关注文明进步给人类体质带来的负面后果，促进人类的体质健康与社会文化的同步发展。未来体育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借鉴生态人类学的理论，应该是绿色的、生态的。
健康，体现着人类对自身前途和命运的基本关怀；体育，是体现这种基本关怀的最佳执行者。体育人类学，为实施基本关怀提供教育理论的新依据。科技的迅猛发展与人类生物性运动能力的衰退，是人类发展至今变得越来越突出的矛盾。如果说旧体育是针对人体活动部位的失衡和根据生产的需要来发展大肌肉，那么新体育则要针对人体全身越来越少的运动量采用积极措施保持物种的活力。中国体育的结构性改革应该尽快适应新时期体育社会功能的转轨［21］。
追寻健康，体育应该是：1）最积极的休闲方式；2）最有益的健身方式；3）最有趣的娱乐方式。体育将以培养人类健康身体的方式来提供快乐。体育，和人的健康幸福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站在全人类发展的高度，提供日益绚丽多彩的身体运动方式来源源不断生产健康，未来的体育将是最积极、最有益和最愉快的途径。
（本文原载《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4年03期，第289～293页，注释等参见纸质媒介）
继续浏览：1 | 2 | 3 | 4 | 5 | 6 | 7 |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