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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最初作为佛教教义出现的宝卷是种特殊的体裁，其与佛教的联系反映在主题思想和人物特点上，因此宝卷中的传说故事甚至会彻底颠覆正反主人公的关系[7：238-239]。
此外，“故事传说中的主人公形象以各种形式诠释于各种体裁的作品中，但是其核心却或多或少地保持着统一。”[7：240]李福清将此归之于中国民间文学特有的传统性和稳固性，产生于民间，口口相传，代代相传，本真、鲜活，永远不会被全部记录下来。“尽管情节的稳固性决定于文学类型。戏曲和说唱文学体裁较之民间故事传说更为稳固”，他说：“我们看到的(孟姜女)传说故事的各种变体异文说明，民间文学作品情节可以存在上千年，却不发生根本改变。”[7：240]这也是他在本书中要解决的又一个问题：“一个故事情节在口头传说中可以存活多长时间。”李福清通过孟姜女故事的传承发展，说明了代表民族文化传统的口头传说故事巨大的生命力和中国悠久的民间文学传统，而这“用俄罗斯或其他西方民族的材料无法解决，因为没有像中国那么久远的记录”[15：3]。
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正是中国民间文学丰富多彩的体裁形式，为李福清从“体裁诗学”的视角进行中国民间故事文本研究提供了可能。
时至今日，李福清早在上世纪中叶就从“为中国学者所忽略的”[17：91]的体裁形式入手展开对中国民间文学的研究，其独特的视角仍然给我们以诸多有益的启示。如果说普罗普以“体裁诗学“理论，对于研究故事体裁的类同性问题和故事体裁情节结构关系问题作出了巨大贡献，是因为他“找到了神奇故事的‘特殊的情节构成规律’”，提出了故事的“功能”概念。“所有的神奇故事按其结构都是同一类型。”“这一点可以解释故事的双重性质：其惊人的多样性，其多姿多彩，从另一方面看，则是亦很惊人的单一性，重复性。”[1：75]李福清则是在俄罗斯诗学体裁研究的传统上，面向中国传说故事，展开双翅，探讨同一故事在各种结构体裁中的各种形态规律、发展演变，以及相互交融影响，揭示出中国民间故事文本独有的结构特质和不同体裁的特征含义。正是对故事文本结构的关注和一脉相承的方法论研究传统，使得两位学者看似研究的问题不同、对象不同，但问题的本质和结论能够奇妙地契合融通：普罗普眼里众多的神奇故事，情节多姿多彩，结构体裁单一重复；李福清眼里单一的孟姜女故事则是结构体裁多种多样，情节统一稳固。中国民间故事文本的特征通过不同的体裁形式显示出来。
李福清关于孟姜女故事文本的研究，不仅梳理了其形成史和发展史，揭示出孟姜女故事传说的发展轨迹、规律特点，其研究中贯穿的诗学体裁视角、历史诗学意识和历史类比方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我的研究自然离不开全苏联的民间文学研究。”[18：9]李福清坚持“研究理论”取决于“研究材料”，他融通中西俄旧学新知，在世界人文科学领域的大框架下去把握汉学故事文本。“基于А. Н.维谢洛夫斯基、В. М.日尔蒙斯基、В. Я.普罗普、Е. М.梅列金斯基、В. М.阿列克谢耶夫、Д. С.利哈乔夫的理论观点，李福清开创了中国叙事作品与民间文学关系形成历史的研究……正是由于李福清的著述，中国学者高度评价了俄罗斯的学术经验，并接受了诸多新的理论视点和民间文学分析方法。”[19：198]
注释：
①原文是“孟姜女拉刘海——哭的拉笑的”，但笔者查证似乎多为“孟姜女拉刘海——有哭有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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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冰，北京大学出版社。
（来源：《中国比较文学》2013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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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4年08月29日 08:20
【本文责编：CFN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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