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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对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的发展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是开发与捍卫边疆。在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主要都居住在边疆地区。由于边疆地区自然环境的恶劣，因而居住在那儿的各少数民族长期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正因为此，以往我们讲历史，总是看不起这些弱小、落后的少数民族。其实这是一种偏见，既不客观也不公正。道理很简单，我们说边疆地区既是艰苦的地方，又是国防前线，却是汉人到不了的地方，几千年来，正是依赖少数民族的开发与守卫，才使得我们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土或疆域因此而得到了维护，从这个角度而言，边疆少数民族是出了很大的力，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白寿彝先生以弱小、落后的鄂伦春族和藏族为例，对少数民族的历史性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很动情地说：“人家是在那样艰苦的地方进行开发工作，汉族到不了的地方，他们做了工作，而且往往在国防前线。”“如果我们替西藏人想一想，在那个高山地区建设几千年，值得我们佩服不值得？很值得我们佩服！坚持建设几千年，坚持下来了，成为我们祖国很大的一块地方，底下宝藏不知有多少！值得我们佩服，不能光看一面（指落后）。”［6］（P44）对于少数民族的开发贡献，当代史学家范文澜有过一个中肯的论述，他说：“一般来说，汉族最先开发了黄河流域的陕甘及中原地区，东夷族最先开发了沿海地区，苗族、瑶族最先开发了长江、珠江和闽江流域，藏族最先开发了青海、西藏，彝族和西南各族最先开发了西南地区，东胡族最先开发了东北地区，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纥、蒙古各族先后开发了蒙古地区，回族和西北各族最先开发了西北地区，黎族最先开发了海南岛，高山族最先开发了台湾。”因此，拥有广大国土和众多人口的中国，其实是“构成中华民族的各族男女劳动人民长期共同创造的成果”［7］（P96－97）。二是创造民族文明。在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也有不少突出的文化成就，它们都构成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比如冶炼业，完善的铁器的制造和风箱的使用，是开始出现于有关南方楚、吴“荆蛮”民族的记录上的，《荀子·议兵》说“楚人……宛巨铁铊，惨如蜂虿”；《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记吴人干将铸剑也说“鼓橐（指风箱）装炭，金铁刀濡，遂以成剑”。比如农业，棉花和棉布是中国长期以来的主要衣服材料，它的种植和纺织，主要发源地是南方海岛和新疆少数民族居住区；新疆维吾尔人利用地下水建设“坎儿井”来进行农业灌溉，表现出了他们在农业生产上的智慧。比如建筑，最典型的例子是北京城的建造，梁思成在《我国伟大的建筑传统与遗产》一文中称赞它是“世界绝无仅有的建筑杰作的一个整体”，而根据陈垣先生《元西域人华化考》的考证，最初设计这个伟大杰作的工程师正是一个叫也黑迭儿丁的回回人。比如文学艺术，我国大多数少数民族都能歌善舞，其中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和朝鲜族等在舞蹈方面最为丰富多彩；少数民族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还创造了丰富的口头文学和艺术品，像维吾尔族、蒙古族、回族、满族、藏族、白族、傣族等，他们都有不少的文学、艺术、历史、科技等方面的著作和宗教经典流传于世。三是支持盛大皇朝。白寿彝先生认为，从整个国家和历史的发展来看，凡是盛大的皇朝，都是得到了少数民族的支持。比如汉朝，它的建立当然与汉族的形成过程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汉朝不可能把全国的人都变成汉族，因此它的强盛，是与广大的少数民族的支援和拥护分不开的。又比如唐朝，唐太宗李世民实行安抚四夷的民族政策，从而被各少数民族尊称为“天可汗”；在唐朝政府中，有许多少数民族的人居朝做官；唐都长安，云集了广大的少数民族商人。由此可见，唐朝的强盛，是与其在更广范围和更大程度上得到了各少数民族的支持密不可分的。白先生正是依据这些事实而得出结论：“大的皇朝，没有少数民族的支持，不跟少数民族搞好关系，是不行的。”［3］（P61）
二、历史教育要关注国内民族团结的历史前途
重视历史教育，这是白寿彝先生史学研究的一大特色。从白先生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仅《白寿彝史学论集》收录的历史教育的论文就多达20篇，还有一些论述散见于其他著作之中。这一系列论著，蕴含了白先生丰富的历史教育思想。在白寿彝先生看来，历史教育的目的、任务很多，而最根本的则是历史前途的教育。他说：“历史教育从根本上说，是历史前途的教育。我们的祖国前途怎么样？我们中华民族的前途怎么样？这是学历史的很重要的大问题。”［8］（P200－221）而历史前途的教育，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加强“国内民族团结的历史前途”的教育［9］（P212）。毫无疑问，历史教育——历史前途教育——加强国内民族团结的历史前途的教育，这是白寿彝先生历史教育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逻辑环节。
那么，究竟如何加强国内民族团结的历史前途的教育呢？首先是如何看待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主要是指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民族关系），进一步说，就是如何看待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这是关于民族团结的历史前途教育的首要问题。学术界关于历史上民族关系的认识存在着两种观点，一部分人认为友好是主流，一部分人又认为斗争是主流。对此，白寿彝先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这两种说法都对又都不对，说都对，是因为历史上民族之间有时确实是友好往来、互通有无甚至形成为一体的，而有时却又有矛盾、斗争甚至兵戎相见；说又都不对，是因为这两种说法都失之偏颇，都将问题绝对化了，并不能真实地、全面地反映出历史上民族关系的本来面貌。所以他说：“在民族关系史上，我看友好合作不是主流，互相打仗也不是主流。主流是什么呢？几千年的历史证明：尽管民族之间好一段、歹一段，但总而言之，是许多民族共同创造了我们的历史，各民族共同努力，不断地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我看这是主流。”［3］（P58）很显然，白先生没有纠缠于友好还是斗争的具体纷争，而是肯定了各民族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贡献，认为这才是民族关系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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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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