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早期人类的分布与语言的传播几乎是同步进行的。考古文化与某些古老的语言特征，在地理分布上的重合，能够更有力地证明古代文明的地域传播。有段石锛、几何印纹陶、铜鼓是百越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本文举了内破音、人义的“侬”、数词的特殊省略方式三个古老的语言特征，其地理分布基本上与上面三个考古器物的地理分布相重合，一方面印证了百越文化在古代江南的分布，同时也从中探讨古百越语的一些基本特征。

关键词：百越文化；有段石锛；几何印纹陶；铜鼓；内破音；侬；数词省略方式；语言地理学

中图分类号：H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263（2004）04－0089－07

中国东南地区在古代居住着百越族，《汉书·地理志》臣瓒说“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杂处，各有种姓”，百粤即百越。这个地区也是中国方言最复杂的地区。为什么这个地区的方言这么复杂，它们的形成有什么文化背景？如果把这些方言的一些特征与这个地区的文物考古特征作一比较，我们会发现它们之间有高度的一致性。以下的分布图中，深黑色是有直接证据的分布区，灰色为间接证据的分布区。

东南沿海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有两个最重要的器物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有段石锛（stepped adze），林惠祥对它的分类、分布及其人类学的内涵作过非常详细的考证和论述［1］。一般的石锛分布很广，但是有段石锛的形制比较特殊，上端呈脊状或阶状，用以扎绳固定手柄，仅分布在亚洲的东南部。目前发现有段石锛的地区有，福建的石昙山文化以及长汀、光泽、莆田、仙游、南安、惠安、漳浦等县，台湾圆山文化，广东北部石硖文化和南部的西樵山文化以及韩江流域、潮阳一带，鄂皖的薛家岗文化，江浙地区的南京北阴阳营文化、太湖流域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还有浙江的馀姚茅湖、温州，江西的山背文化和清江筑卫城文化。此外，西部到长江中游的桂花树三期文化和大溪文化，北部的大汶口文化中期也都有少数发现。海外发现于菲律宾、南洋的东部，但是印度支那、印度、马来亚、印尼西部诸岛、澳洲都没有发现。

第二个特征是几何印纹陶。几何印纹陶是一种在陶器表面印有各种几何形纹饰，质料较硬，且为泥质与夹砂质的陶器。这种陶器主要分布在我国东南地区的福建、浙江、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台湾、广东、香港一带，并向东传播至菲律宾、印度支那、南洋群岛及太平洋诸岛。比较常见的花纹有方格纹、筐蓝纹、曲尺纹、直线纹、绳纹、菱形纹、波浪纹等［2］。

以上两种器物的分布虽然并不完全重合，但是它们的中心地区都是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台湾和苏南。这个地区正是古代百越文化的中心。

有时语言比起考古来可能保留更多的古老特征。例如，铜鼓是西南地区侗台族最有特征的器物，主要分布于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四川南部、湖南西部。广东仅见于北江以西地区，以东就不是铜鼓分布区［3］。但是清代屈大均的《广东新语》记载：“粤之俗，凡遇嘉礼，必用铜鼓以节乐，击时先雄而后雌……广州　铜鼓师不过十馀人，其法绝秘，传於子而不传於女。”可见当时民间还广泛地击铜鼓为乐。福建、江西虽然没有铜鼓出土，但是有以铜鼓为地名者，如《福建通志·山经》有“铜鼓山”和“铜鼓湖”，江西有县曰铜鼓，如果当地没有铜鼓，何以铜鼓名其地。江浙一带更无铜鼓器物，出土文物中绝无铜鼓的报道。但是方言中仍有“铜鼓”一词。温州的普通百姓一般不知铜鼓为何物，但是他们把各种鼓都叫作“铜鼓”，不管击打的是北方来的腰鼓，西洋来的军乐鼓，统统叫作“打铜鼓”。上海也把鼓叫作“铜鼓”。光从这个词的语音形式考虑，它只能有三种可能：“铜鼓”、“筒鼓”和“桶鼓”。“筒”字通常用来状竹筒状的器物，鼓不可能像竹筒，所以“筒鼓”的可能应予排除。初以为可能是“桶鼓”一词，以鼓像桶形也。温州和上海话中“铜鼓”与“桶鼓”同音，一时难以确定到底是“铜鼓”抑或“桶鼓”。吴江（同里）方言也把鼓叫作“铜鼓”。在吴江话中“铜鼓”不同音，“鼓”的称呼同“铜鼓”不同“桶鼓”（刘丹青提供）。绍兴话也把鼓叫作“铜鼓”，而且与“桶鼓”不同音（陶寰提供）。这样看来，铜鼓在古代可能从苏南、浙江、福建一直到两广、云贵，都有分布，这正是百越的活动区域。

中国东南方言的某些特征也恰巧有相同的地理分布。我们分别选取语音、词汇、句法中的一个特征来说明这种地理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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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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