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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同血缘的群体中，共同的舞蹈体现着共同的意志，训练和教育着大家的合作。在同一个动态和简单拙朴的节奏的无限反复中，原始族人动作互相感应，并且为了同一目的而动，从而进入一个更高级的整体生命的氛围之中。这大概是通过图腾舞蹈实现族人凝聚力的良好教育形式，也是舞蹈艺术原本具有的魅力吧。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一座马家窑类型墓中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上的形象，五人一组，共三组15人，舞蹈服饰相同，动作姿态相同，走向方位一致……这可谓是5000年前原始舞蹈的遗影、原始舞蹈教育的结晶，反映了舞蹈教育的过程，证明了原始舞蹈有掌握者、训练者和传播者，它是5000年前集体舞蹈教育的生动写照。
原始舞蹈教育的特征，表现在原始社会还没有阶级，基于原始社会共同劳动、共同消费的生活前提，原始舞蹈不是个人享用的娱乐品，而是属于全体的共享财富。舞蹈教育的社会性极强，舞蹈“是生命情调最直接、最实质、最强烈、最尖锐、最单纯而又最充足的表现”［6］。所以说，原始人跳舞完全是人的一种本能，是原始人思想、情感的载体，是原始人精神生活的需要。原始舞蹈的教育不是以审美为目的，完全是由于生存的需要，但它是生命形态的展示和体现，是人类社会舞蹈最普及的时代。
2．尧舜时期“典乐”制与舞蹈教育的产生
中国古代有文献记载的乐教观约起源于尧舜时代。唐尧时期已明确提出“德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五典之教”［7］（《五帝本经》），其中主要是上尊下卑的道德教育。到“虞舜时期，开始设立三个主管教育的部门：一为‘司徒’，主管‘五典之教’是德育。二为‘秩宗’，主管‘典联三礼’，含礼教和关于天地人鬼知识的智育。三为‘典乐’，主管作乐、施乐和乐教。‘乐’在古代指诗、歌、舞的综合体，‘乐教’就是诗、歌、舞的教育。”［8］可以看出，尧时已将德育列入教育制度中，到舜时在继承德教的同时，又增加了主管智育和乐教的机构，这不仅开启了中国设乐制、乐官、乐师自觉实施乐教的时代，而且通过乐教开展德育、智育。
夔善乐，舜便“以夔为典乐，教胄子”［7］（《五帝本经》）。夔，是主管祭祀庆典和作乐、施乐、乐教的乐师。胄子，是指部落首领子弟或贵族子弟。典乐，是以“乐”吟咏 情志，以合乎音律的歌、乐、舞实施乐教。教胄子，是教育他们成为歌、乐、舞的能手。其实，当时尚无正式学校，但“教”早已发生，夔之“乐”正是“教”的结果。
“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偕，无相夺位，神人以和。”［9］（《虞书·舜典》）可以看到，乐教内容“言志”，表现的是直与温、宽与栗、刚与柔、简与谦这八德相统一的、合乎伦理规范的品格，各种音律交相和鸣的和谐，人与天、地的和谐观、文化观 和乐教的基本尊旨，并通过乐教开展德育和智育教育。
据载，黄帝、尧舜时期的乐舞也日趋发达。相传，黄帝的乐舞《云门》，“云”字命名乐舞，与黄帝部落对云图腾的崇拜有关。尧的乐舞《大章》，意思是尧的仁德章明于天下。舜的乐舞《大韶》，描写的是“鸟兽翔舞，箫韶九成，凤凰来仪，百兽率舞”。这体现出当时乐舞的盛况和发展。
与此相应，这一时期开始出现偏重于乐教的学校“成均”。古籍记载：“成均，五帝之学。”“五帝”是指古代传说中的原始社会末期部落首领，“成均”可能就是“五帝”时期萌芽中的学校名称，“成均”偏重于乐教。“五帝名大学曰成均”［10］（《训》），“大司乐掌成均之法”［11］（《春官宗伯》）。“大司乐”是周时主管乐教的机构，依这里“大司乐掌成均之法”推断，五帝时期的“成均”是偏重施行合韵之乐和乐教的地方，并且是通过乐教开展德育、智育的学校。这种关于设学校、施乐教的记载同虞舜设“典乐”制度的记载是相吻合的，同古籍记载的尧舜时期艺术活动、艺术教育的逐步自觉化也是一致的。五帝时代实行的是“禅让”制，那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社会，历代王朝在举贤任能中，首先考察人的美行、美德和实际才干，再考察其文化艺术修养和审美素质，这样，为乐教的实施和开展奠定了基础。
这个时期，舞蹈教育的主要特征体现在已有专门的乐师“夔”和必须接受乐教的特殊群体“族领子弟”，他们之间形成了历史上规范、自觉、独立形态的教育关系。其舞蹈教育的目的有三：一是教会他们掌握举行宗教活动时运用乐舞祭祀的方法，通过乐舞教育，培养受教育者的德行。二是辅助德育、智育的美育教育，是“选贤与能”的素质培养，是当时部落子弟应具备的一种文化艺术修养，为“胄子们”的必学之术。三是为了调和部落联盟内部矛盾、人际关系的和谐，增强团结。这时的舞蹈教育，体现出乐教为主要形态的德、智、体教育的初步融合以及舞蹈教育趋于自觉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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