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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起来说,云南少数民族的活形态神话,大致有下特征:1、最古老的活形态神话,当是氏族起源神话。只是到了后来,氏族神话才发展为民族神话。2、最古老的活形态神话,其内容主要是讲述人类(氏族)的由来。较完备的天上创始神话,是后来才产生的。例如独龙族《创世纪》开篇第一章就讲的是人类的起源,之后才讲到地分离(即天地调整神话)。笔者1962年在独龙江畔进行田野调查时,就未发现独龙族有完备的天地创造神话,而仅仅有所谓本来就有天和地,只不过二者连接在一起,后来天地才分开这样的内容。在台湾高山族中,亦未发现完备的天地创始神话,而只有天地调整神话。日本“记纪神话”中的天地创造神话,严格说来,也仅属天地调整神话。由此也可以证明“记纪神话”当为较古老的神话。3、最古老的活形态神话,当为可以吟唱的韵文体。这一点,不仅在云南少数民族中可以找到活的样品,而且据笔者60年代初对彝、纳西、藏、怒、独龙、傈僳等民族的调查,凡与民间信仰、宗教祭义融为一体的活形态神话,都是以吟唱方式来表达的,而且在吟唱神话时有很多规定和禁忌,对演唱场合亦有严格的规定性。笔者以为,这与氏族群体便于表达、便于接受、便于记忆、便于规范、便于传承自己的“圣经”密切相关。在云南各少数民族中,吟唱神话都必须有某种调式(调子),例如,楚雄州大姚、姚安一带的彝族,吟唱自己的创世神话就必用“梅葛”调;红河州弥勒县彝族吟唱自己的创世史诗《阿细的先基》时,还以男女对唱的方式进行。据笔者的调查,讲述的神话(散文体)大多属于已与民间信仰及宗教祭仪分离了的口头神话(即只是讲一讲的故事)。4、云南各民族的活形态神话,在人们的心目中,都具有神圣性、权威性、规范性的特质。人们不仅对神话所述的一切深信不疑,而且认为“本来就是那样”、“应该那样”、“不许那样”,神话中所讲述的某神的神迹,就成了对某神必须顶礼膜拜的根据。在各种宗教祭仪中,“必须这样,”“不能那样”,“要这么做”,“不能那样做”等等之根据,也来自于神话。纳西族为何至今仍保留着祭天习俗,祭天仪式的场地、神器、主祭人、祭品、程序等的规定,均来自于神话。历史上佤族为何供奉木鼓,木鼓为何必须以人头加以祭祀,也都来自于神话。所以,活形态神话之所以能够存活,是与人们的信仰、崇拜对象密切相关的。离开了神圣性、权威性、规范性的神话,就已不再属活形态神话。5、活形态神话的传承,不仅与民间信仰、宗教、祭仪、节日庆典、民俗活?动、文化心态密切相关,而且必须要有把这一切与神话加以联系和整合的祭司这一关键性的“精神领袖”来实现。祭司被视为人与神的联络者,人们的祈求需由祭司去向神禀告,神的旨意和恩赐也需通过祭司来传达。于是,在历史上,云南各少数民族中的祭司,几乎成了“半人半神”。在人们看来,祭司本身就具有神力,人们必须有神的庇护,因此,也就须臾不能离开祭司。用元江县大羊街乡一位80多岁的哈尼族大摩批(祭司)的话来说,“没有摩批,这里的人就不会过日子。连人死了都送不走。”由此可以推想,日本古代天皇制中最初的天皇,可能既是部落首领,又是宗教祭司,地位极高,故被视为“现人神”。据笔都30多年来的调查,云南少数民族中的祭司,都是各民族神话的保存者、传承者。在什么场合吟诵什么样的神话(祭词),何种仪式的神话依据是什么,他们都了如指掌、烂熟于心。我们甚至可以说,神话赖以存活的某种文化生态系统存在与否,最简单的观察方式就是祭司在该群体中是否还有特殊的地位,是否还在频繁地被人们请去主持各种宗教祭仪。典型的例子是,四川凉山州美姑县,这里仅有15万左右的彝族,但祭司(毕摩)至今仍多达近8千人。在那里,神话赖以存活的文化生态系统至今一直得以存留。反之,丽江地区的祭司(东巴)则出现日益减少的现象,神话赖以存活的文化生态系统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6、活形态神话大多处于一种缓慢变动的状态。有的神“死”了,有的神“诞生”了,有的神地位上升了,有的神地位下降了;有的神一直受到崇拜,有的神则不再是被崇拜的对象……这样一来,凡是“死”了、地位下降了的神,其神迹或者成了只是“讲一讲的故事”,或者慢慢被人遗忘而最终式微或消失。而文献神话一经写定,就被固定下来,不再发生变异,只不过后人对它难以理解而已。
四
从内容看,“记纪神话”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首先是它的完整系统性,是一部创世史诗式的作品。与东亚其它国家或民族的神话比较,它的另一个鲜明特点是突出了创生意识,神话情节的铺衍都由不断地创生为主轴,此外,宗教化与历史化的统一也十分突出。它不象中国的华夏——中原神话自春秋以后就被历史化,从而导致了中国汉文献神话的不完整性。再一点就是,“记纪神话”虽早已被写定,却仍有活形态神话的某些特征。一般而言,大凡被写定的神话,大多逐步“僵死”,然而,“记纪神话”不仅在天皇系而且在民间却一直具有某种程度的神圣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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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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