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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源地、名录地之争因而时有发生。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贺学君一再重申，所谓“名录地”，不是指占有权，而意味着保护的责任。很多传说在口耳相传的过程中，在核心价值、核心情节基本不变的情况下，产生了多种讲述的版本，没有唯一的范本可言，因而谁都可以传承，谁都可以保护，名录地不是唯一的，而且名录地的保护责任更大。从这个角度来看，地域联合、资源整合的保护方式更值得提倡，千百年前隔岸对歌的人们，今天不该被“围”在不同的行政区域内各自为政。
“非遗”也让民间文学的“代表性传承人”成为热词。虽然这个词常常是和衰亡、隐忧、悲观联系在一起，如第三批国家级传承人中民间文学项目的有25人，其中60岁至102岁的22人，40岁至60岁的3人。在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陶立璠看来，这里存在一个视角的狭隘问题，“尽管认定了代表性传承人，但谁也没有权力剥夺非代表性传承人传承民间文学的权利。民间文学的可持续发展，恐怕主要靠非代表性传承人，而不是那些代表性传承人。把民族民间文学的传承寄托在少数人身上，是不可取的也是很危险的。”刘魁立拿乒乓球作比方，乒乓球冠军自然是我们的骄傲，但是托举乒乓球冠军的运动员队伍以及千千万万热爱乒乓球的普通人，更能代表乒乓球的生命力。
归根结底，“非遗”不是民间文学的护身符，而是我们对其进行保护和研究的一个平台。有条件地利用，分层次地保护，比抱着“非遗”的护身符躺在遗产上睡大觉重要得多，比举着“非遗”的大旗掘地三尺地开发也重要得多。
开放“民间文学”的概念
三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声名远扬，在上述的民间文学研讨会上，有一场小型的三大史诗传承人现场表演，让很多人第一次零距离地接触到传承了几千年的伟大诗篇。《格萨尔》果然气象浩荡，作为青海省掌握《格萨尔》部头最多的艺人，达哇扎巴闭上眼睛滔滔不绝地讲起来，让人毫不怀疑他是连讲七天七夜的纪录保持者，而蒙古族艺人敖特根巴音的说唱则为《格萨尔》带入了悠扬欢快的草原节奏。沙尔塔洪·卡德尔带来的《玛纳斯》充满着往复的回旋，一次次回到说唱艺术的美丽韵脚。巴达的《江格尔》说唱则抑扬顿挫，在程式的严整之外有不少即兴的味道。现场的观众中大多数人不通晓民族语言，但都沉浸在或虔诚、或庄重、或激昂、或欢快的说唱氛围中，不少人跟着打起了清晰的节拍。
这融洽的氛围与研讨会上对民间文学命运的担忧形成有趣的对照，一方面是从神圣叙事到舞台表演，民间文学的变迁已经很难逆转;另一方面，观众对以三大英雄史诗为代表的民间文学的欢迎，是否又在表明，无论外部环境怎样变化，叙事与歌咏从来都是人类的内在需要?在后者的意义上，很多学者认为，比担忧民间文学命运更重要的是，如何开放民间文学的概念，重新激活民间文学的生命力。高丙中的观点或可给我们提供思路：“不要因为民间文学的历史性和传承性，而把民间文学视作历史的东西;不要继续把现代技术视作民间文学的边界，技术是工具，为什么不用呢;不要继续用城乡空间来区分民间，不是只有乡土才有民间，城市同样有民间，不是农民才需要民间文学，有知识的人同样需要。”
“民间文学”的内容需要松绑，“民间文学”的特征同样需要反思。比如，面对着从炕头、地头、大槐树到电视、手机、新媒体的生活巨变，民间文学的口头传承特征是否还要固守?如今流传在手机上的短信段子、网络上的故事笑话，虽然不再是口耳相传，但很多都未脱民间文学集体性、匿名性、变异性的特征，记录社会现实，表达生活感受，鲜活生动，易于记诵，为人们所广泛接受，成为来自生活现场的文化创造。对这些新形态的民间生活和民间文学，我们的研究不该背过身去，削当代的足，适历史的履。
在更大的范围内来看，民间文学是民间生活的结晶，民间生活是民间文学的土壤和源泉。我国自古就有收集民歌民谣以观世风之变的传统，某种程度上《诗经·国风》是民间文学收集的范本，而20世纪初北京大学兴起的歌谣征集活动又标志着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研究的发端。山东大学教授刘宗迪强调，今天的研究更应该牢牢踩在大地上，因为“惟有大地上歌声如风”。生动变化着的现实大地，尤其需要敏锐的目光、包容的心态，牢记我们的任务“是留住大地上的风声和歌唱”。
这些风声和歌唱裹挟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在大地上传唱，丰富着我们开阔的文化谱系，构筑着我们坚实的文化传统，也必将见证和记录下我们一步步向前的生活进程。从民间文学处，我们最深刻地体验着什么是一种文化的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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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民日报 2013-10-05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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