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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布洛陀信仰和壮民族的生存与发展
民族是从原始时代氏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氏族主要以血缘为联系纽带，所以一般规模都比较小。民族是基于地缘血缘的文化共同体。这样的观点得到学界越来越普遍的认同。首先，民族与氏族不同，它在血缘的基础上发展出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以此与其他民族相区别，所以文化的多样性总是与民族的多样性互为因果的。《民族学通论》(林耀华主编)指出:“共同文化特点是构成民族的最基本特征，或者说，文化是民族的根本尺度”。这是不错的。我要补充地说，民族文化一定要基于地缘和血缘。地缘是民族形成的外在环境，即生活在同一地域空间中。血缘是民族形成的内在脉络，即有着同一的始祖。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交流的扩大、民族之间的迁徙与杂居，地域不再是区别民族的严格尺度，但多数民族仍保留着它的发生地和中心区，把那里作为认祖归宗的地方。血缘和文缘则是相对稳定的能够持久的，即所谓“同种同文”，两者成为认定民族身份的主要标志。
布洛陀信仰对于壮族之所以特别重要，就在于它能够认定壮族的共同始祖并促成壮族的特色文化，所以它在壮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上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布洛陀”是壮语音译，据壮族学者研究，主要有两种含义:“一是河谷、山间通晓法术的祖公;二是无不知晓的智慧老人。”[22]其实两者是可以结合的。从语源学和宗教学角度看，布洛陀是壮族早期社会一位德高望重的氏族首领兼大巫师，他管理有方，精通巫术，知识丰富，善于替人排忧解难，对于壮族社会的进步和民众生活的改善，做出了很大贡献。后人把他推尊为始祖神和英雄祖先，敬祭他，歌颂他，代代相传，于是布洛陀就成为壮族的主神和象征，使壮族有了文化之根。从布洛陀神话三界说中可以看出，起初布洛陀作为祖先神只管地上人间，天上由雷神管，水里由图额管，这时候自然宗教占有优势。可是后来布洛陀由始祖神上升为创世神，他创生天地万物人畜，乃至生产工具、文明器物，并且主宰着人间的秩序命运，这时候祖先崇拜与天神崇拜合二为一，超过了自然崇拜，表明壮族社会已经发展到了家族社会和等级制度的阶段。布洛陀越神圣，地位越崇高，壮族的自信心和认同感便越增强，他们以布洛陀的伟大而自豪，以共同崇敬布洛陀而亲近和团结。布洛陀信仰极大地强化和延续了壮民族血缘的纽带，民族意识由此得到培育，壮族共同体也由此而更加巩固。
以布洛陀信仰为核心的文化，是壮族的特色文化，具有很强的民族性和地区性，它与壮族的社会、历史、民俗交织在一起，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中的重要分支。首先，布洛陀信仰是壮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它使壮族文化具有了神圣性和超越性，确立了一个价值的源头，它以宗教的方式回答了宇宙社会人生的根本性问题，可以使人安身立命，使整个文化有了一个主导的方向。如马克思所说:“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的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领”[23]。宇宙天地万物是布洛陀所创，人间秩序和伦理规范是布洛陀所立，排忧解难、佑民造福是布洛陀所能。这当然是一种有神论的和英雄至上的历史观，但它寄托了壮族人民穷根究底、向往幸福的愿望和理想，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上维系了壮族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其次，布洛陀神话在解释宇宙创生、人类起源、文明造作的时候，既有与其他民族神话相通之处，又常常表现出壮族特色，使人感到新鲜可贵。例如关于宇宙起源，布洛陀神话的回答基本属于天地开辟型的宇宙观，与汉族和若干少数民族中流传的盘古氏开天辟地的神话有相通之处;但说法又非常独特，说是“把石头劈成两片，一片往上升，造成装雷公的天……一片往下沉，造成装蛟龙的地”，[24]这显然与壮族自然环境为喀斯特地貌和突兀险峻的岩石山岭相关，这是借地缘而发奇思妙想。由此壮族把敢壮山上的天然岩洞看作布洛陀的圣府，表示了对岩石的崇拜。关于人类起源的神话，有自然生人说，有诸神造人说，布洛陀神话中两者兼而有之。创生女神姆洛甲从花朵里生出来，她从腋下生出孩子，又说她用尿和泥土造出很多人，再繁衍出人类。蒙族有花生人之说，但壮族神话特殊在花朵先生出女神，女神再生人。壮族妇女对花卉喜爱有加：放置床头以求生育顺利;壮锦绚丽多彩而以绣织花卉图案为能事;而象征花朵的各色绣球，则成为壮族男女传递爱情的情物;酬神舞蹈则有“求花舞”，如此皆是花崇拜的文化表现。至于尿泥造人之说，则应视尿为女性生殖力的符号，比之女蜗搏土造人有更多的生殖崇拜成分。还有，在布洛陀神话中，宇宙三界之说，圣人造器物之说，都兼有创世神话之共性与个性。许多民族都有宇宙分三界的观念，一般分为天上、地上、地下三界，天上为众神所居，地上为人类所居，地下为鬼魂所居。但壮族心目中的三界，却是天、地、水三界，看上去与道教早期“三‘官’信仰一致，但具体解释又有不同。天界为雷神主管，地界为布洛陀主管，水界为图额(蛟龙)主管。雷神功能在行云作雨,蛟龙掌管江河水情，都与稻田灌溉相关。壮族先民，傍水而居，水稻种植是壮族社会的经济命脉，稻米是民众的主食，所以水就成为民间最为关注的自然资源。表现为神话，便是把雷神抬高为天界主管，以水界取代冥界，因而壮族神话就具有了鲜明的民族性和地区性。
布洛陀神话里还有《寻水经》《赎谷魂经》《赎水牛魂经》，传承了丰富的水田耕作的经验和技能，表现出南方稻作民族的文化格调。在文字创造上，汉族有仓颉造字之说。许慎《说文解字》自序云:“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远踬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布洛陀神话说:“昆虫爬去又爬来，纸上爬成大的字，纸下爬成圆的字，变成笔墨字迹，成为皇书和官书，昆虫造书给王，昆虫献书给王”[25]，这个昆虫造字的神话与仓颉见鸟兽之迹而造字的神话，有异曲同工之妙，又带有昆虫繁多的南方色彩。
布洛陀神话渗透着壮族人民改天换地、和睦尚德和勤劳智慧的民族精神，不断地追求着理想的幸福，勇敢地向各种困难灾害作斗争，脚踏实地地创造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把生活变成诗歌使之具有优美的旋律这是布洛陀信仰所包含的最重要的内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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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4年07月25日 14:44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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