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60年代,作曲家们以西洋歌剧为参照系,运用少数民族音乐素材,写作了一些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歌剧作品。他们试图突破话剧加唱的模式,用主题贯穿发展的音乐戏剧化原则,调动各种音乐表现手段,让音乐更深入、更广泛地介入到戏剧冲突中去,通过宣叙调、咏叹调的组接,使音乐成为推进戏剧矛盾、揭示人物内心世界的重要力量。在这方面比较成功的作品有有反映藏族人民生活的歌剧《草原之歌》(任萍编剧、罗宗贤等作曲),以白族神话故事为题材的《望夫云》(徐嘉瑞编剧、朝鲜族作曲家郑律成作曲)和反映哈萨克牧民生活的《阿依古丽》(海啸编剧、石夫和维吾尔族作曲家乌斯满江作曲)。采用这样一条不同于“话剧加唱”的路子来写作歌剧,在当时很需要胆略和勇气,这些歌剧在上演后,受到了群众的欢迎。
70—90年代,出现的以少数民族生活为题材的歌剧有反映18世纪蒙古族土尔扈特部从俄国东迁归祖国的《启明星》(王韦民编剧,李井然作曲)和《苍原》(徐占海作曲)、取材于维吾尔族民间传说的《第一百个新娘》(胡献廷、徐学达、李树盛编剧,王世光、蔡克翔作曲)、反映彝族人民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新生活的《火把节》、(陆綮编剧,金宝智作曲)和以朝鲜族民间叙事歌为题材的《阿里郎》(金连京、金哲学等编剧,崔三明、安国敏、许元值、崔昌奎作曲)等。其中《阿里郎》和《苍原》的影响比较大,《阿里郎》在音乐创作上取得了有不少成功的经验,此剧曾参加1990年全国歌剧观摩演出,获得一致赞扬。《苍原》是90年代严肃大歌剧的力作,在沈阳、北京和其它城市上演并受到好评欢迎,但是这部作品的民族风格不够鲜明,未能产生更大的影响。
我国各民族民间舞蹈极为丰富,但我国的少数民族舞剧创作也是在本世纪下半叶才开始发展起来的,采用少数民族音乐舞蹈素材创作的舞剧有反映黎族人民革命斗争的《五朵红云》(彦克、郑秋枫、汪声裕作曲),有以史实为题材的民族舞剧《文成公主》(石夫作曲),有取材于傣族神话传说的《召树屯与楠木诺娜》(杨力、聂思聪作曲)和取材于蒙古族民间叙事歌的《森吉德玛》(桑杰、王竹林作曲),和苗族舞剧《蔓萝花》(冀洲、朱树华作曲)、蒙古族舞剧《草原儿女》(石夫、葛光锐、程恺作曲)和《蒙古源流》(辛沪光作曲)等。其中《五朵红云》是一部反映现代生活的比较成功的作品。这部作品以黎族民歌《五指山歌》为主题,在全剧中加以贯穿发展,音乐具有较强的戏剧张力;又以一些风俗性、色彩性的舞曲穿插其间,使全剧音乐绚丽多姿,对比鲜明。
50—60年代在电影和电视音乐方面做出了突出成绩的少数民族作曲家有达斡尔族的通福和满族的雷振邦。通福根据蒙古族民歌改编的《敖包相会》(故事片《草原上的人们》插曲)和《草原晨曲》(故事片《草原晨曲》插曲)在各民族群众中广为流传、经久不衰。雷振邦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创作的《五朵金花》、《刘三姐》、《冰山上的来客》等3部电影音乐,素材来自相关少数民族的民间音乐,经过加工提炼,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和乡土气息,刻画人物的内心感情又十分传神,其中的一些歌曲,如用塔吉克族民歌改编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用白族民歌改编的《蝴蝶泉水清又清》等已成为各民族群众喜闻乐唱的传世之作。重视主题歌和插曲的写作是这一时期电影音乐创作的特点,电影《农奴》中的插曲《阿哥你何须说》(彦克、罗念—作曲)和《新西藏》中的插曲《翻身农奴把歌唱》(阎飞作曲)也是当时脍炙人口的优秀少数民族电影歌曲。
由葛炎和罗宗贤作曲的取材于彝族撒尼人民间叙事诗《阿诗玛》的同名音乐歌舞故事片是中国电影音乐创作在60年代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作曲家以撒尼人民间音乐为基本素材,吸收云南白、哈尼等少数民族的音乐,加以戏剧化的发展,以富有抒情意味和浪漫色彩的各种独唱、对唱、重唱和合唱来推进情节的发展,抒发了人物感情,既有咏叹调又有宣叙调,音乐在影片中始终占据了中心地位,所以这部影片实际上是我国的第一部电影歌剧。由于当时正处在文革前夕,这部电影受到了批判,而在10多年后,方在全国放映,得到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
80年代以后,“每片必歌”的现象成为一种普遍化的模式,于是有些作曲家开始将音乐构思的重心移向器乐,朝鲜族作曲家金正平的《长白山四季》在这方面做了成功的尝试,这部电视片的音乐力图通过交响化的器乐演奏使影片的主题思想得到更深刻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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