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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武帝纪》：汉武帝元狩三年(前120年)在长安开凿昆明池。当时在两岸各设一个石像，即牵牛、织女。班固《西都赋》云：“……临乎昆明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这石像保存下来了，相隔三公里。(图见《中国牛郎织女传说·研究卷》第120页。原载《文物》1979年2期汤池《西汉石雕牵牛织女辨》)
一对孤零零的男女老这么互相遥望，人们最终设想他们可以相见。
《淮南子》逸文(《白氏六帖》卷九十五《白帖·鸟部·鹊》“填河”注文引述)：“乌鹊填河成桥，渡织女。”可惜没有日期。[2]我推测可能是七夕。因为这个传说在后来的记录更加完整，都是讲七夕渡河相会。虽然三国以后依然很多诗歌说他们还是各自孤单，但是，这跟一年一见并不构成截然对立的矛盾，不能用后者否定西汉的材料[3]。何况先秦《日书》已经表明他们结婚之后又分离!
以上是传说。还有与传说相关的风俗。
西汉时代，除了《淮南子》逸文所记录的七月七日采瓜叶治疗黑痣以外，西汉还出现了七月七日表达爱情和祈求子嗣的习俗。晋葛洪《西京杂记》卷三云：“戚夫人侍儿贾佩兰后为扶风人段儒妻。说在宫内时，见戚夫人侍高帝，……至七月七日，临百子池，作于阗乐。乐毕，以五色彩相羁，谓为相连爱。”(《笔记小说大观》本。(彩，连，在根据《岁时广记》引其文为“缕”、“怜”)葛洪时代虽晚，但是近来的史学界认为其史料基本可信。
这种习俗后来一直流传。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二六引唐代《天宝遗事》云：“唐宫中七夕，嫔妃各执九孔针、五色线向月穿之。过者为得巧。古诗云：‘金刀细切同心鱼会(kuài)，玉线争穿九孔针。”又引唐《金门岁节》云：“七夕装同心鱼会。”这个“同心鱼会”，就是表达爱情的食物。唐陈鸿《长恨歌传》云：杨贵妃与唐玄宗于天宝十年避暑骊山宫。“秋七月，牵牛织女相见之夕，秦人风俗夜张锦绣，陈饮食，树花。燔香于庭，号为乞巧。宫掖间尤尚之。时夜始半，休侍卫于东西厢。独侍上。上凭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之事，密相誓心。愿世世为夫妇。”(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二七引)
唐代七夕求子用蜡制婴儿像——化生。宋周弼编《三体唐诗》卷一薛能《吴姬》“水拍银盘弄化生”。元释圆至注解：“《唐岁时纪事》曰：‘七夕俗以蜡作婴儿形，浮水中以为戏，为妇人生子之祥，谓之化生。”宋代吴自牧《梦梁录》卷四《七夕》云：“七月七日谓之七夕节。……内庭与贵宅皆塑卖磨喝乐，又名摩睺罗孩儿。悉以土木雕塑，更以造彩装襕座……市井儿童手执新荷叶，效摩睺罗之状。此东都流传，至今不改，不知出何文也。”民国时代的《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七《广州岁时记》：“初六夜初更时焚香燃烛，向空叩礼，曰迎仙。自三鼓以至五鼓，凡礼拜七次，因仙女凡七也，曰拜仙。……拜仙之举，已嫁之女子不与会。惟新嫁之初或明年，必行辞仙礼一次，即于初六夜间礼神时，加具牺礼、红蛋、酸羌等，取得子之兆。”这些后代材料印证了《西京杂记》记录的涵义。
所以，西汉开始，人们转变了先秦时代的牵牛织女婚姻无果的观念。[4]从此，七夕跟婚姻爱情关系更加密切了，不再是分离，而是强调重逢。七月七日从先秦时代的凶日，逐渐演变为吉日良辰。
西汉还有乞巧活动。
其一是穿七孔针。《西京杂记》又云：“汉彩女(低级嫔妃)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俱以习之。”这个穿针习俗，就是后来普遍流传的乞巧习俗之一。这应该是与牛郎织女七月七日相会有关。宋孝武帝《七夕诗》：“沿风披弱缕，迎晖贯玄针。”《太平御览》卷三十一引梁顾野王《舆地志》云：“齐武帝起层城观，七月七日宫人多登之穿针，世谓之穿针楼。”后代有穿双孔针、五孔针、九孔针等等(见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二六，其中引《天宝遗事》最完整，先祭祀女郎织女星，然后乞巧：“宫中七夕以锦彩结成楼殿，高百丈，可容数十人。陈瓜果、酒炙，设坐具，以祀牛女二星。嫔妃穿针乞巧。动清商之曲，宴乐达旦。士民皆效之。”
其二是水浮针：杜台卿《玉烛宝典》(成书约在北周)引《淮南子》：“丰水十仞，金针投之，即见其形，乃有旧事。”
总之，西汉时代七月七日已经有了表达爱情、祈求子嗣、求健康美丽和乞巧的习俗，这个节日正式出现了。(杨琳认为东汉才流行，可能觉得《西京杂记》不够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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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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