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阳全]近年国内白族研究概述 · 中国民俗学网-中国民俗学会

关于南诏、大理的研究，是近年白族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围绕着南诏、大理的族属、文化、婚姻、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民族关系等方面，学术界展开了深入研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由于有的同志已对1990年以前南诏、大理的研究作了综述。因此，本文仅介绍此问题1990年后的研究情况。马曜《大理文化的源和流》（《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1、2期）认为：大理文明是洱海周围土著民族文化向东发展和中原汉文化向西传播互相撞击融合的产物。第一回合是从商末的海门口到西汉的石寨山，形成云南土著文化的极盛时期。第二回合是东汉以后汉文化大量东来，形成南北朝时期的西爨白蛮文化。第三回合是云南文化中心逐渐西移，复归于洱海地区，汇合成唐、宋时期大放异彩的南诏和大理文化。上述几种文化的最早创造者，主要是司马迁所说的“椎髻、耕田、有邑聚”的土著居民，他们与蜀汉时期的“下方夷”和隋唐时期的“西爨白蛮”有一定的渊源关系。管彦波《试论南诏多源与多元的文化格局》（《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认为：南诏文化是西北秦陇地区的氏羌文化、湘沅地区的楚文化、云南古代滇文化、爨文化的基础上，以一种开放性的强烈的文化创造意识、大力汲取、借鉴唐文化以及周边的吐蕃文化、印度文化的基础上，逐渐积淀起来的具有明显的地方性，阶级性和区域性的中华传统文化之下的一个子文化。它涵盖着多元的民族文化和土著文化，它在文化的特质、构建及渊源上，亦呈现出多源与多元的特性。此观点的作者在《南诏文化积淀中的一种积极因素——拟唐试论》（《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也有详述。此外，认为南诏文化是多源与多元观点的还有：禺弛《南诏文化的特征》（《云南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认为：仿唐性、开放性和多元与多源性是南诏文化的主要特征。傅光宇《略论南诏文学的文化环境》（《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认为南诏文化是以彝族与白族先民为主体的多部族、多部落文化，因而是不同质的多元组合的文化。管彦波《试论南诏的军事制度》（《思想战线》1992年第2期）一文，对南诏的军事制度及其文化研究后认为：南诏的军事制度是比较完善的。其间，已经形成了大军将、军将、兵曹长、各府正副主将组成的“递相管辖”有明显级差的军事建制，其军制既仿周又拟唐，无论是训练、布阵还是晋升、赏罚都有了严格的规定；特别是军事上采取了“府兵制”与“民军制”相结合的特点，也说明了强大的军事机器是南诏赖以生存的支柱。苏建灵等《论南诏、大理国的建筑》（《思想战线》1989年增刊）认为：南诏、大理国的建筑与今天白族、彝族、哈尼族建筑关系密切，一脉相承，说明这些建筑是这几个民族建造的，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南诏、大理国是这几个民族而不是泰族或傣族建立的。贺圣达《“南诏泰族王国说”的由来与破产》（《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一文，在驳斥了从百余年前起，西方史学界出现了南诏国是泰人建立的说法这种观点后，明确指出，公元7－9世纪存在于中国西南部以云南洱海和滇池地区为中心的南诏国，是中国彝族和白族先民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因此南诏国所在的地区自古以来一直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赵鸿昌《唐代南诏城镇散论》（《云南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认为：南诏城镇的发展既与其政治军事力量的膨胀同步，反过来，城镇又支撑和强固着南诏政权；分布密集和居中的重点城镇把南诏领域划分为东西南北中几个大的区域，主要具有政治军事功能，“择胜置城”是南诏城镇地理位置选择的思想出发点，并合理利用地形，加入若干地方民族特色。王丽珠《南诏时期大理地区的民族和民族关系》（《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认为：南诏时期大理地区民族关系的主要方面，是人口较多的白、彝族相互间的关系和以他们为主的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关系。此外，论及南诏大理的论文还有：韩军《论南诏为乌蛮蒙氏与白蛮豪族共同建立的政权）、张金鹏《南诏时期佛教传播中的变异现象及原因探索》、王宏道《（蛮书）所载“承”上一辞含义的推测——兼论南诏前洱海地区地方政权的建立》、林超民《大理高氏考略》、徐兴祥《骠国与南诏的关系》，以上论文分别为（《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1993年2、3、4期）；张锡禄《南诏王室婚姻关系简论》、管彦波《南诏商业交换关系简论》（《云南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1991年第5期）、苏建灵《南诏王异牟寻与贞元年间的南诏、唐朝和盟》（《思想战线》1991年第3期）等。

研究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