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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进程的周期性失衡
在哈尼族的整个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在其初期，即从“逐水草迁移”到农耕定居阶段，社会发展的进程是平稳的也是正常的，《聪坡坡》中发明畜牧、农业、历法等的记述就是例证；汉文史籍《尚书·禹贡》、《山海经》所载之大渡河流域农业景观，则更能说明问题。但是，哈尼族自从丧失了农耕定居的原居住地后，再也没有得到可供长期稳定发展的基地。这失去发展根据地的人群与社会具有一种无根的性质，就是说整个社会发展所赖以立足的安定环境、生产积累等社会经济基础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哈尼族一再顽强努力改变这种状况。在《聪坡坡》里我们看到，他们每到一地都试图站稳脚跟，建立生存和发展的根据地，但是这样的努力都归于失败。可当获得短暂的居留、安定的环境，哈尼族的社会就得到恢复和发展，就出现这样的盛况，“哈尼的寨子一个个增多／象灿烂群星闪烁在天边／最大最亮的水明星有一颗／诺合大寨又平又宽／诺合紧靠南罗山脚／它的财富滚滚不断／赶街的哈尼挤挤搡搡／背上的背箩鼓圆肚子／头人们来到诺合议事／忙出忙进象蜜蜂打转。”
这样的盛况在哈尼族所经历逗留的所有居住地都反复出现。且每次因丧失居住地而迁徙，人口就大量死亡，生产力大量破坏，社会发展进程便告中断。这种严重的具毁灭性的大破坏，在每一次背井离乡的迁徙中必定出现。周期性的大破坏，无情地摧毁着哈尼族每一次积累、恢复和发展起来的经济基础，社会发展进程因此受到极大挫折，甚而出现停滞。
据对哈尼族父子连名制谱系的研究，“哈尼族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可能在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六世纪”（11）到了唐代，哈尼族社会才出现“鬼主”制度（12）。鬼主制度“是一种部落首领与宗教祭师二位一体的氏族部落制。每一氏族有小鬼主，部落则有大鬼主。”（13）但是，直到本世纪50年代前，这种制度竟然还在西双版纳哈尼族社会中保持着。西双版纳哈尼族的“龙巴头”制度实质上就是鬼主制度。据调查，龙巴头每个家族有一个，是为小龙巴头，九个小龙巴头可产生一个大龙巴头。龙巴头初为选举产生，后变为世袭。龙巴头既管理村寨事务，又主持宗教活动，是集政教于一身的人物。（14）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时间的绵长、鬼主制度和氏族部落社会的长期存在，可以看出哈尼族经济基础在周期性的失衡状态中，社会发展的进程异常缓慢。
2、社会文化的多元性与适应性
长期的迁徙，使哈尼族得以接触众多的民族。在《聪坡坡》里，出现过众多的民族族名，其中不少族名和地名一样是用古哈尼语记述的，因而很难弄清究竟属于今天的哪些民族及其先民，但也有明确的与今天一致的族名，如：“矮山的汉族来了三伙／河坝的傣族来了三帮。”
在与众多民族交往的过程中，哈尼族文化逐渐出现了多样化的格局。在哈尼族文化中，有大量的汉文化因素。例如，如今聚居于哀牢山区的不少哈尼族就认为他们的祖先来自南京、江西等地，这种族源的认同，实际上是与汉族交往的结果；而在节日方面，哈尼族的传统节日是十月年、六月年、吃新米节，但由于吸收了汉文化，正月春节、端午节和中秋节也是他们的重要节日了。在哀牢山区，有很多哈尼族民间故事实际上是汉族故事的翻版，有很多歌曲调子来源于汉文化。傣族与哈尼族是两个民族渊源、种族语言不大相同的民族，但在接触交往中：“阿撮（傣族）教哈尼破竹编篾／哈尼换上漂亮的竹筐／阿撮教给哈尼织帽子／笋壳帽轻巧又凉爽。”如今，哈尼族的干栏式楼房建筑，饮食上的“剁生”（一种生吃畜禽鱼肉的方法）就是吸收了傣族建筑和饮食文化的结果。甚至，载种糯谷和糯食习俗据说也源于傣族的稻作文化。哈尼族文化有着较多的彝族文化特征。过去有人因此认为哈尼族就是彝族。其实，哈尼族与彝族同源于古代羌人，文化上自古就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在频繁的交往中，两个民族的文化相互吸收而更加贴近。如今，他们几乎有着共同的节日，极为相似的生产生活方式，长期以来互通婚姻、互学语言。因此哀牢山哈尼族中有这样的俗语“盐巴辣子一起拌，哈尼族彝族一娘生，”可见其文化相互吸收和交融的程度。
总之，在长时期的迁徙过程中，哈尼族不但传播了自己的文化，同时吸收了大量的各民族文化。
文化的吸收和交融，使哈尼族文化表现出强大的适应能力。这种文化的适应性表现得最为突出的是平坝农业向山地农业的移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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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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