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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近年来，有人提出哈尼族的“土著说”，认为，哈尼族根本没有经历过什么迁徙，今天的聚居地红河流域就是其发源地。其证据是“在距红河岸边100多公里的开远小龙潭发现了距今1500万年的腊玛古猿化石；在距红河岸边200公里的元谋发现了距今300万年的腊玛古猿新种和距今250万年的古人类化石；在红河岸边发现距今三至五万年的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活动遗址和旧石器。在距红河岸边几十公里的蒙自县红寨乡，发现了距今一万多年前的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在红河两岸的广大地区，发现了大量五千至一万年的新石器；在红河岸边发现了三至五千年左右的古人类化石；在红河两岸广大地区发现了大量青铜器。”⑤土著论者凭借腊玛古猿、元谋猿人以及有关稻谷、干栏型楼房的出土文物和新旧石器、青铜时代的考古资料为依据，论证哈尼族是从云南高原的古人类演化而来的。哈尼族既然是土著，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南迁。于是象《聪坡坡》这样的迁徙史诗，也就纯属无稽之谈了。
论证哈尼族之族源已超出了本文的研究范围（另有专文），但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哈尼族在历史上是经历过南迁的。
尽管汉文史籍对哈尼的早期活动记载甚少，但仍然给我们留下了可信的史料。哈尼族古称“和夷”（和，古音读俄）。“和夷”一名首见于战国《禹贡》：“蔡、蒙旅平，和夷底绩。”南宋毛晃《禹贡指南》“和夷底绩”下注：“和夷，西南夷。”清代胡渭《夷贡锥指》说：“和夷，涐水南之夷也。”据考证，大渡河曾名为“涐水”或“和水”，即与“和夷”有关，源出于大渡河西岸连三海与雅砻江并行由此而南注入金沙江的安宁河，古有“阿泥河”之称，明代此称仍存，就是因为历史上阿泥族（哈尼族先民）居住其地而得名。《尚书·禹贡》载：“和夷”所居之大渡河畔“厥土青黎，厥田下上，厥赋下中三错。”《山海经·海内经》说：“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厉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殖）”。黑水系指大渡河西南的雅砻江和金沙江。可见这一地带曾是哈尼族先民的聚居地，而且，有着较为发展的农业。但是现在，这一地带已经没有哈尼族了。唐代以后，汉文史籍对哈尼族的记载逐渐增多，但所记之哈尼族已大多居住在滇南红河下游与澜沧江之间的山岳地带，即哀牢山和蒙乐山的中间地带。很显然，汉文史籍的记载存在断层不够系统，但从哈尼族各历史名称的出现及其分布地的交换，仍充分反映了该民族历史上的迁徙流动情况。据研究，公元前四世纪即已开通的“西南丝绸之路”的灵关道（成都——大理），所途经的安宁河一带就是哈尼族先民早先曾居住过的地方；其步头路（从滇池经建水至红河，然后顺流而下出安南），唐代时已经大为畅达。⑥西南古道的开通为哈尼族的迁徙提供了条件；古道由北而南，与哈尼族迁徙的方向大体一致，这决非巧合。另据西方民族学家研究，距今七百年前（公元13世纪），自称阿卡人的哈尼族开始由中国云南迁往东南亚地区。直到19世纪末，还有阿卡人继续南迁，有的进入缅甸，有的进入越南和老挝，一部分阿卡人又从缅甸涌入泰国北部山区。⑦据不完全统计，如今哈尼族在越南有1万余人，老挝有1万余人，在缅甸有6万余人，在泰国有3．5万余人。⑧据研究：“东南亚越、老、缅、泰的哈尼族都是从云南南部迁去的，这是一个长期的、缓慢的、渐进性的迁徙过程。最早的迁居发生在公元8世纪以前，最晚的迁居一直持续到本世纪40年代末。由于这种不断的迁徙，最后形成了今天哈尼族跨几个国家而居的局面。”⑨于此可见，直到现代，哈尼族的迁徙活动仍未完全停止。
另外，在现实生活中，仍有难于尽数的事象表明着这个民族曾经历过艰辛迁徙和对北方祖先及古老家园的敬仰之情。如今，“居住在滇南哀牢山区的哈尼族，每逢建盖大房（扭玛）时，其建筑坐向总是坐西北向东南。即便受地理走向条件的限制，也力求背山面水或坐高向低，以便在大房后山墙上部安置敬奉祖先的“侯勾”，表示人心向着北方。男女家长设于大房中的床位的走向也几乎都是头朝西北方，表示对哈尼族祖先发祥地的崇敬。连儿女们安置于小房（扭然）中的床位头向也力求朝着西北方，否则即为欺祖之意，必将遭至不幸。”⑩丧葬的表现则更是崇仰北方祖先之地的典型范例：哈尼族人的正常死亡，必杀数头、数十头牛羊来祭奠亡灵。在哈尼族的观念中，为死者宰杀牛羊，比宰杀其他任何动物要贵重得多，因为牛羊有财富之意。以牛羊为财富的象征，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典型象征方式。但在如今居住于南方从事水田农业的哈尼族中存有如此事象和观念，应是别有一番意义的。而在为死者送魂的《指路经》中，更是明确指出祖先在“遥远的北方。”这种对悠远历史和古老家乡的“朦胧记忆”和崇敬，乃是历史和文化积淀而形成的心理定式。这种外化在事象上和积淀于心理中的无形“史料”，无疑对于证明哈尼族先民迁徙历史有着重要的不可忽视的意义和价值。也是《聪坡坡》存在并千年流传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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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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