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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扼要介绍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宗教研究领域的发展状况，阐述了宗教研究与文化研究相结合的理论视角的重要意义，强调了民族学人类学基础理论的指导作用，旨在探讨并论证中国民族宗教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创新的必要性和可能途径。笔者推出的宗教文化类型理论是一种历史与现实并举、宏观与微观共进、动态与静态结合的综合性研究方法，展示了继承传统、引进西学、自主创新的有效途径以及民族宗教研究的广阔前景。
【关键词】民族宗教；文化融合；民族学理论；宗教文化类型
一、理念与目标
中国各民族的宗教信仰，产生于不同的生态人文环境，有各种不同的形态和内容。但是，不同民族的宗教信仰却又在民族群体互动及随之而来的文化融合过程中相互渗透。因此，中国的民族宗教研究不但要研究各地区、各民族不同宗教信仰的历史及现状，还要重视和关注各民族宗教信仰互动融合的现象。
任何民族的宗教信仰大致都由两种不同的系统混合组成:一种是在特殊的自然人文环境中形成的、与本土性社会文化浑然一体的原生性宗教系统，如各类自然崇拜、祖先崇拜、鬼神崇拜、巫蛊方术等信仰体系；另一种是形成于异文化环境，而在文化传播和涵化过程中融入本土文化的次生性宗教系统，如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等宗教。两种系统一般会在一定历史时期相互融合，形成特殊的宗教文化复合体，从而构成不同民族特殊的宗教文化传统。基于这种现象的普遍性，我们可以进一步认为，中国民族宗教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外来宗教与地方性信仰习俗及社会文化的相互融合，这就需要有一个与各民族社会文化研究相结合的理论视角。至少可以说，人类学的宗教研究具有这种整体把握的学术倾向。
西方人类学的宗教研究在不同时期的学术流派，虽然在问题的设定和研究的方法上有很大的不同，但其学术分析的着力点都是人类思维形态、社会结构、文化象征及规范体系。① 也就是说，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可以是各种不同的宗教现象，研究方法和目的也不相同；但其分析焦点都是人们的精神和社会生活，都要研究宗教在一定社会生活环境中与人们的思维、认知、行为及心理的内在联系。这种研究的最终目标是透过宗教现象去发现象征符号、规范体系、社会组织的建构原理，把握人类精神及社会发展的规律。因此，人类学的宗教研究也自然将学术关注点设定在宗教信仰的社会文化位置及渗透融合等问题上。
中国民族宗教的人类学研究对象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它必须包括中国各民族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所有宗教和信仰形态以及相关的社会文化活动。因此，人类学也就有了用宗教信仰或宗教文化来界定其自身宗教研究对象的学术传统。社会人类学家杨庆堃在其早期的相关专著中深入探讨过中国宗教文化的渗透和融合问题，分析说明中国汉人社会有制度化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 和扩散性宗教(diff used religion) 两种不同形式宗教体系共存的现象。②
台湾人类学家李亦园将后者表述为“普世化”宗教，并进一步指出人类学宗教研究的对象不但包括各类制度化宗教，还包括民间性信仰习俗。③两位学者都强调了宗教现象的综合性和混成特征，指明了中国民族宗教的人类学研究的基本范围及对象。
在人类学宗教研究领域中，宗教文化融合现象的研究可以是历时的，也可以是共时的。历时性研究能为我们认识各民族宗教文化的多样性、复杂性及其各系统的产生和发展提供有效途径，而共时性研究则是我们分析当前各民族宗教文化内部不同系统的动态交融及其与各类社会组织、文化规范、生活实践之具体关系的学术基础。前者注重不同时期宗教文化传统的整体比较和动态梳理，而后者则擅长对特定宗教文化进行功能及作用机制的专题分析。两种研究的视角、对象及任务似乎截然不同，研究成果的学术效果也不一样。这种方法论上的专攻取向，在局部性宗教问题的定性研究上，有比较明显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在宗教文化融合的动态分析及规律的把握上，则会使我们的研究视野受限。
在本文中，笔者将论证一种以民族学理论为基础，以人类学理论为指南，适合宗教文化融合动态研究的综合性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的理论基础有两个:一个是林耀华所提倡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它对中国民族学民族文化动态研究具有指导意义和实用价值；另一个是笔者在长期的民族宗教研究实践中总结得出的，基于人类学宗教研究原理的宗教文化类型理论。前者具有发生学及文化生态学特征，能为我们研究原生性宗教系统的产生和发展提供有效的研究视角；后者属于解释人类学及文化动态理论范畴，能为我们认识外来宗教与地方性信仰习俗乃至社会文化体系融合的内部机理及规律提供理论和方法论基础。④笔者认为，这种将中国民族学理论方法与西方人类学相结合的研究思路，比直接导入西方人类学理论更符合国情，有利于我国民族宗教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
二、格局与课题
当代中国的民族宗教研究，是在改革开放后的大背景下逐步形成和完善起来的，其学术推动力主要源于宗教文化学、宗教人类学和民族宗教学等三个新兴的宗教研究学科。
首先，宗教文化学的出现为民族宗教研究提供了有利的学术环境。中国的宗教学形成于20 世纪70 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初期，在90 年代中期以后进入蓬勃发展时期。根据相关的学科史研究，这一时期中国宗教学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研究队伍扩大，专业化程度加强；二是研究重心转移，专题、实证研究数量大幅度增加；三是研究方法得以改进，量化资料与田野调查并重，研究的质量空前提高；四是跨学科、跨文化研究不断加强，研究领域得到拓宽。⑤国内的宗教文化学就是在宗教学需要进一步拓宽研究视野、加强研究深度的形势下应运而生的。张志刚梳理和评述该学科思想渊源、理论及方法的专著《宗教文化学导论》(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 ，吕大吉、余敦康、牟钟鉴、张践等人探讨中国宗教各门类与传统文化内在联系及融合原理的著作《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年版) ，都是该领域有指导意义的著述。前者侧重对西方宗教文化研究理论的引进、整理及学理分析，而后者则致力于宗教文化学基本原理在中国宗教文化研究中的应用及展开。宗教文化学的形成为宗教研究与文化研究相结合提供了学术平台。
其次，宗教人类学的引进为民族宗教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视角。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宗教学研究快速发展形成对照，宗教人类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一度比较缓慢，形成实质性专题研究少、理论建树也少的被动局面。⑥进入90 年代，这种状况得到了改善。张桥贵、陈麟书出版了《宗教人类学——云南少数民族原始宗教考察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 ，试图遵循西方人类学宗教研究的基本原理对云南少数民族原始宗教进行分析和解释。金泽则出版了系统性专著《宗教人类学导论》，在吸收和运用西方相关理论方面做出很大贡献，是当代中国宗教人类学理论研究走向成熟的象征。中国宗教学会会长卓新平曾在《宗教学的“人学”走向》一文中指出，宗教人类学使宗教学中的“人学”趋向得到凸显，使其对“人群”的宗教生活得以展开研究。⑦可以说，正是宗教人类学这种关注人群及其宗教信仰活动的整体性视角，为中国的民族宗教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理念和学理基础。
再者，民族宗教学的创建为中国民族宗教研究提供了持续发展的平台。民族宗教学的主要倡导者牟钟鉴近期撰文，对中国民族宗教学的形成过程、理论框架及基本内容做了扼要说明。他认为，民族宗教学作为中国宗教学的分支学科，大约出现于20 世纪90 年代后期，距今只有十年时间。此前，民族学研究因缺少宗教学的支持而影响其宗教研究的深入开展，宗教学研究也因缺乏民族学的视野而无法落实到少数民族社会群体。民族宗教研究的学科领域出现以后，学者们将宗教学与民族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形成了相当程度的积累，促进了民族宗教学的学科建设。⑧牟钟鉴曾对民族宗教学的研究对象、范围和方法做过说明，他认为:民族宗教学是民族学和宗教学的交叉学科，它研究民族与宗教的互动关系，探讨民族的宗教性和宗教的民族性，而重点则是阐释宗教在民族形成、民族演变、民族生活、民族国家、民族文化和民族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基本上属于宗教学的分支。⑨
宗教文化学、宗教人类学和民族宗教学的形成，从不同角度为中国的民族宗教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学术条件和学科基础。我们的研究不但要充分关注中国各民族宗教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同时还要在对各民族宗教信仰及相关社会实践合理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提升。接下来，笔者将以中国民族学相关理论为基础，从各民族宗教文化的现状和研究实践出发，说明中国的民族宗教研究所面对的研究格局、途径及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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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民族研究 2014年04月22日 11:19
【本文责编：CFN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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