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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中共中央又布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情况的调查。西南的四川调查组划分为凉山分组、甘孜分组、阿坝分组和羌族小组、苗族小组；贵州调查组下分10个小组；云南调查组下分6个调查分组和7个资料收集组。通过这次调查，系统地了解了西南30余个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基本情况及经济结构、阶级结构、风俗习惯。这次调查对制定民族地区的建设发展方针，以及形成以民族平等为核心的民族政策体系，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后来进一步开展西南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培养了一支学术中坚队伍，准备了大量第一手珍贵资料。
除了上述中央访问团访问、民族识别工作、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有大量的专家学者参加外，各有关院校和科研机构也在机构设置、学科建设、课程设置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出了一大批成果。
中央民族学院建立后，在其下设立了研究部，研究部中有西南研究室。1954年，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机构调整，按相近民族划分，合并为3个研究室，其中的第二、第三研究室都与西南民族史研究有关，发表了许多专门研究西南民族史的论著。
1954年，云南省民委建立了民族研究室。西南民族学院、中南民族学院也都做了专门研究西南民族历史文化的专门计划。
1956年，中央开始起草《关于国内民族问题和少数民族历史、语言的科学研究工作十二年规划草案》，规划草案对少数民族历史格外重视，要编纂少数民族通史、简史、古代民族史、民族关系史等。在此背景下，1959年云南大学历史系设立了中国民族史专业“西南民族史专门化”（专业方向），稍后又改为“云南民族史专门化”，同时又建立了云南民族史研究室。
进入20世纪70年代，西南民族史研究有了新进展。1973年，受中共云南省委的委托，马曜等人开始编《云南各族古代史略》（1977年出版）。1977年，杜玉亭建议组成“基诺人民族识别组”，通过几年的调查研究，1979年6月，国务院正式认定基诺族为单一民族。1977年，贵州的侯哲安、李衍垣组织了大型的“夜郎史”讨论会。
1979年，在中央民委的领导下，各省、区民委又开展了对一些未识别民族群体的调查，如四川民委组织对平武县“达布人”的识别调查，对凉山“西畲人”的调查；云南民委也组织了对苦聪人、克木人等的调查。1982年，詹承绪、刘龙初到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对白族的两个支系勒墨和那马进行调查。
通过民族识别，各少数民族的族称、族属及各项权力在政治上、法律上得到了保障和落实。当然，由于历史的原因，少数民族的识别在学术上也留下了一些值得思考的地方，如有将理论简单化、教条化的倾向；个别地方的识别工作过份强调族源和血统，对本民族意愿不够尊重的情况也有存在。生硬地按行政区进行识别，结果出现了云南的普米人与四川的普米人、云南的摩梭人与四川的摩梭人族属不相一致的情况。
1978年后，西南民族史研究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国家民委召开了“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规划会议，并成立了丛书编委会，这项工作对促进西南民族史研究意义重大。此后，西南各少数民族几乎都有了自己的简史、简志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
西南地区由于民族众多，是民族研究的理想之地，所以，1979年“全国民族研究工作规划会议”在昆明举行，成立了中国民族研究学会。之后的1981年10月，中国西南民族研究会在昆明召开首届年会，会议决定由学会组织综合考察队进行调查工作。会后，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结合中国西南民族研究会“六江流域民族综合考察规划”，专家学者沿怒江逆行，到达滇藏交界区进行调查，发表了《独龙族历史综合考察报告》、《滇藏高原考察报告》；四川、云南的民族研究专家李绍民、童恩正、何耀华等对雅砻江下游进行试点考察；贵州的柏果成等对月亮山地区也进行了试点考察，写出了上百万字的调查报告和论文。
1983年，由中国西南民族研究会和贵州民族研究会发起，又组织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等多家单位参加的月亮山区域综合考察，写出了50余万字的论文和调查报告，内容涉及社会历史、民族关系、文化生活、宗教信仰等多方面，对当地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情况有了更深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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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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