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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是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的重要时期，是从无到有，从自发到自觉，从开始到成果众多的时期。如果从时间上划分，20世纪的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可分为两阶段。前50年为第一阶段，后50年为第二阶段。
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的前50年，部分成果是在实地调查并结合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完成的。如1914年，丁文江在对云南和四川少数民族进行调查后，在《独立》杂志上发表了《云南的土著人种》、《四川会理的土著人种》等论文；1928年夏天，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杨成志到云南进行了为期一年零八个月的民族调查，回广州后发表了《罗罗太上清静消灾经对译（罗罗文——汉文）》、《罗罗族的文献发现》、《罗罗族的巫师及其经典》、《罗罗的语言、文字与经典》、《罗罗文明源流探讨》、《云南民族调查报告》等。其他还有曲木藏尧的《西南夷族考察记》。
当然，由于中国史学的特定学术传统，更多的西南民族史研究还是以文献为主要依据，兼及实地调查。其主要论著有：
夏光南的《云南文化史》；凌纯声的《唐代云南的乌蛮与白蛮考》；陶云逵的《云南的摆夷族在历史上及现代与政府之关系》；马长寿的《川康民族分类》；徐松石的《粤江流域人民史》和《泰族僮族粤族考》；方国瑜的《滇西边区考察记》和《旅边杂著》；徐嘉瑞的《大理古代文化史》；范义田《云南古代民族之史的分析》；彭桂萼《云南边地与中华民族国家之关系》；张潜华《西南民族问题》；吴泽霖《贵州苗夷社会研究》；丁文江《爨文丛刻》；李佛一的《车里》及他翻译的《泐史》。
此外，许多全国性的民族史专著、专论，都有西南民族史的研究章节，如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张其昀的《中国民族志》、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宋文炳的《中国民族史》、吕思勉的《中国民族史》、凌纯声的《中国边疆文化》和《中国边疆民族》、卫惠林的《中国民族分类略论》、吕振羽的《中国民族简史》、芮逸夫的《中华国族的支派及其分布》等。
中国西南民族史作为一个学科进行建设始于20世纪30年代。1931年，四川大学设置了中国民族史、西南民族研究等课程。1935年，四川大学又设立了西南社会科学研究处。1934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拨出专款，在云南大学等6所大学中设立了边疆史地研究室。
抗日战争爆发后，众多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向西南地区转移，主要集中在昆明、重庆、成都、贵阳。这些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者在当时的主客观条件下，结合文献记载进行了大量的民族调查。由于研究者都是经过专门训练的专业人士，所以研究质量较高，将西南民族史研究在学术范式、深度、广度上都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奠定了下一个历史时期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的坚实基础。各地比较突出的学术活动和学术成果有：［1］（P54、P55）
1．昆明以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为主要的学术研究中心。西南联大设立了边疆人文研究室，油印出版了《边疆人文》三卷。云南大学建立了方国瑜等参加的西南文化研究室，并出版了“国立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丛书”。
2．迁至成都的大学较多，专家集中，学术活跃，出版了《西南边疆》、《边疆研究周刊》等杂志。
3．由上海迁至贵阳的大夏大学重点研究苗族，出版了《贵州苗夷社会研究》、《安顺县苗夷调查报告书》、《炉山（今凯里）县苗夷调查报告书》、《定番县苗夷调查报告书》。
在此期间，许多学者深入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完成了许多高质量的成果。1941年，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中央博物馆合作组成了川康民族考察团，马长寿根据调查资料写下了《钵教源流》、《嘉戎民族社会史》等论著；其后，马长寿又深入大、小凉山调查，写下了《凉山罗夷考察报告》、《凉山罗夷的宗谱》。任乃强在西康调查后，发表了《德格土司世谱》、《喇嘛教与西康政治》等论著。1943年，林耀华在大凉山调查后写成了《凉山夷家》，1944年又对康北藏族深入调查，写成了调查报告《川康北界的嘉戎土司》。江应樑在对四川、云南的彝族进行调查后，写成了《凉山夷族的奴隶制度》。
一些著名的语言学家，也结合自己的专业，通过调查研究，完成了多学科综合的民族史研究论文，如罗常培先后发表了《从语言上论云南民族的分类》、《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再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三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又如闻宥发表了《民家地名的初步分析》、《么些象形文字之初步研究》，这些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对研究西南民族史颇有价值，弥补了历史学家常常忽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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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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