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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1世纪以来的外国神话学
下面，我就以所知晓的一些神话学家为例，管窥见豹，从中透视21世纪世界神话学的一些发展状况。
(一)迈克尔·威策尔：劳亚古大陆神话模式与历史比较神话学
迈克尔·威策尔(Michael Witzel，1943— )，德裔美国语文学家(philologist)，哈佛大学南亚学系教授。他早年在德国学习印度学，1986年以后执教于哈佛大学，因其对吠陀梵语方言、早期印度历史与吠陀宗教信仰发展史、南亚史前语言学等的精深研究而闻名于世。他较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吠陀经的版本，并致力于阐明其对于吠陀文化在北印度以及更广大区域的地理流播的重要性。1987年以后日益关注吠陀经文本的地方化以及其中蕴含的印度早期历史的证据(evidence)。[6]自1990年开始，尤其是2001年以来，他开始探索古印度、欧亚大陆以及其他地域的神话之间的彼此关联，并组织成立了国际比较神话学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omparative Mythology，简称IACM)，至今担任该会主席。该学会的主要任务包括：利用各种必要的方法，例如文献学、语言学、遗传学以及其他科学方法，来研究历史上以及史前史中各种形式的神话，包括仪式中运用的神话、考古遗迹和宗教中出现的神话；研究所有人群的神话的起源与流布，将业已消失的与现存的神话进行比较，以发现其源头与特性；采取措施，使世界范围内濒临危机的神话形式得以存留；通过发表著述将上述研究成果予以传播，召开公开会议进行演讲和讨论，在网络及其他媒体上开设函授课程，为教育机构提供相关课程，等等。[7]自2006年起，该学会每年召开一次国际学术会议，并积极出版了诸多相关研究成果。
威策尔教授在其多年的研究中，逐渐发展出了“历史比较神话学”(historical comparative mythology)的方法。他认为：尽管神话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对神话的比较研究也长达一百余年，然而迄今并未发展出强有力的解释神话关系的理论体系。以往的研究或者集中于某一个神话，或者是该神话的各种异文，神话之间存在的相似性往往被用转播(diffusion)或者原型(archetype)理论来加以解释。在威策尔看来，这些解释都限于局部，未能对神话的整个系统(whole systems of myths)予以解释。他提出的比较神话学方法则力图突破上述局限，对世界范围内的神话的起源做出解释。该方法的步骤包括：首先，考察共同的(故事线索)特征；其次，考虑各个地域神话体系的全部范围和结构(whole extent and structure)；最后，建立起一个关于欧亚大陆、北非以及美洲等地的、有机统一的神话学，也可以称之为“劳亚古大陆[8]神话学”(Laurasian Mythology)。[9]
威策尔的研究方法与旨趣与神话学史上的“神话学派”(一称“自然神话学派”)有不少相似之处：19世纪后半叶，一批印欧比较语言学家借助于语言学中的历史比较研究法，积极探究印欧语系诸民族神话能指的共同源头，并将其本质全部或者部分地归结于各种自然现象。[10]但是显然，威策尔的研究并没有局限于语言学，而是扩展到了遗传学、考古学等更广大的领域，他的兴趣也并不在于证明神话的能指是太阳还是大气现象，而在于使比较神话学能在一定程度上为遗传学、语文学、考古学和人种学提供佐证，为揭秘人类文明的起源与传播历程提供助力，为洞悉人类的远古文化史提供钥匙。
2006年，国际比较神话学会在北京大学召开成立大会及学术研讨会，威策尔在会议上发表了论文：《走出非洲：最初神话的传播》(“Out of Africa: The Spread of Our Earliest Mythologies”)。与其上述主张相一致，该文通过对古代与现代的神话圈(mythological cycles)进行比较，力图发掘出潜藏在劳亚古大陆神话中的模式(the Laurasian pattern)，这一模式的特征是一条特殊的故事线索(a unique story line)：从世界和人类的出现，到世界的最终毁灭以及对新世界的期许。他认为这一模式是由早期走出非洲的远古移民建构起来的，其中部分移民的生活年代远在6万年以前。神话学、语文学和遗传学三个领域里的研究，得到了考古学的支持，也得到了对那些最古老的文本以及地理上最隔绝的现代文本的研究的支持。这些研究都显示出走出非洲的现今智人(present homo sapiens)的早期分布：沿着印度洋的海岸一直延伸到澳洲，随后发生的又一次移民浪潮将劳亚古大陆模式带给了大部分的欧亚人和美洲人。现在我们能够把这些移民的流布与目前发现的他们的基因标记(genetic markers)(线粒体DNA中M、N、R的后裔，人类Y染色体DNA单倍型类群中的V—X)以及语系关系[例如诺斯特拉语系(Nostratic)、汉藏语系、南方语系(Austric)、美洲印第安语系(Amerindian)等等]联系起来，更可以看出其中的相互关系。正因如此，威策尔认为：历史比较神话学非常有助于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合作与融合；劳亚古大陆模式潜藏在现今大部分人群(也包括大部分非洲人和澳洲人)的神话中，劳亚板块神话群为人们——包括政治家们——提供了指导：研究这些广泛共享的神话，将有助于认识我们共同的精神起源，发现我们思想之下的共同模式。[11]
(二)威廉·汉森：神话的意义与边界
威廉·汉森(William Hansen, 1941— )，退休前为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古典学教授，长期研究古希腊、古罗马神话，著述甚丰。我曾蒙他馈赠过两本大作，一本是《古典神话学：古希腊罗马神话世界导读》(Classical Mythology. A Guide to the Mythical World of the Greeks and Roman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一本是《古典神话手册》(Handbook of Classical Mythology, ABC-CLIO, 2004)。拙著《神话与神话学》中对他的学术观点有所介绍，[12]我个人的神话研究也从他的著述中受益良多。
这里我想特别谈谈对我启发较大的一篇论文：《意义与边界：对汤普森<神话与民间故事>一文的反思》[13](2002)。在这篇文章中，汉森对美国著名民俗学者斯蒂·汤普森(Stith Thompson)于1955年发表的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神话与民间故事》(”Myth and Folktales”)进行了批评，他发现：汤普森此文与其他多篇文章都热衷于对起源(origin)的追寻，例如文中常常发出这样的疑问：“神话与民间故事是从哪里来的?”“它们最初是如何被发明的?”汤普森强调起源和历时性研究，特别是将故事的意义与故事的起源联系起来，认为故事的意义即是最初制造故事的人的脑子里所想的意义，这个原初的意义继续存在于故事中，成为故事的真实和确当的意义(true and proper meaning)；即便故事对于后世的传承者而言具有了别的意义，但是这些意义是次要的，是学者们不感兴趣的。
汉森对汤氏的上述观点进行了清理和反驳。他举了两个例子来证明这一观点至今依然流行。这两个例子都试图证明神话故事的意义与其远古的社会文化之间的有机联系。一个例子是古典学者伯纳德·塞振特(Bernard Sergent)在其著作《希腊神话中的同性恋》(Homosexuality in Greek Myth, 1984年在法国出版，1986年被译为英语出版)里，认为希腊神话里有关珀罗普斯(Pelops，海神波塞冬的性伴侣，借了波塞冬的战车和有翅膀的马匹，赢得了战车比赛，最终娶公主为妻)的神话，是建立在史前时代古希腊盛行的鸡奸仪式制度的基础上的，后来成为男子的一项成年礼仪式。因此，他认为对珀罗普斯神话的阐释，不是根据它们对不同时期的不同听众意味着什么，而是只要根据它们对最初的那些编创者意味着什么，这些最初的意义才是故事最真实、最本质的意义——他认为自己的研究揭示了隐藏在珀罗普斯神话背后的那个本质的意义。另一个例子是著名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在一篇1996年发表的文章中，认为在世界上广泛流传的《小红帽》故事，起源于法国，而法国最早的故事异文中出现的别针和针的母题，象征着女性社会角色的不同阶段。所以，她认为，这一故事的原初意义，在于它标明了女性生活中的不同角色。
汉森认为，对这一世界各地广泛流行的故事类型能否做这样的阐释，存在很大的问题：他们都没有对另一个重要问题做出解答——为什么神话故事在后世继续代代相传，而众多传承者可能根本不知道神话的原初仪式和原初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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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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