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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幸结识刘锡诚老师，已有20多年的时间。20多年来，我在学业、工作和生活各个方面，得到了他许多教导和帮助。长期的交往，让我对他在民间文化研究、文学评论、散文写作等多领域的卓著成就，以及他作为学科领导者的独特视野与胸襟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对他无私关心和提携后辈的师长风范，尤有切身的体会。在这些方面，我可以随手举出很多平凡具体又令人感动的事例。
不过，这并非本文的目的。在这篇小文中，我只想谈一谈自己对刘先生的一种认识。这种认识，缘于我最近再次拜读他的散文集《黄昏的眷恋》 。在又一次为书中一段段流淌着真情的文字而感动的同时，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感受，这种感受，非得用一个看似不恭的特殊句式来加以表达不可，那就是：“农民”刘锡诚。
收入《黄昏的眷恋》的《岁月风铃》一文，是锡诚先生回忆自己青年时代在北大求学经历的文章，从中可以看出他早年生活的艰辛，但更多的却是奋发向上的追求与进取精神。而最打动人心弦的，是文中不止一处所表达的同样的意思：“我”是一个一直在地里弓着腰干活的农民，在活儿还没有干完时，从来不会直起腰来喘一口气。
刘先生这样自喻，自然有不少自谦的成分，但我却从中感受到了饱经沧桑之后真实的个人心绪，其中既有对个人艰难经历的深刻记忆，更有超越苦难之后的高度自信。因此，我更愿意认真地把它理解为对锡诚老师准确、深刻的精神写照。
这一点首先体现在他的为人上。无论是阅读他的随笔、散文，听同事友人对他的评述，还是结合我自己的经验，刘先生都是一位质朴、真诚而且重情义的人。对于朋友，他始终持有一种朴实淳厚的情感;对于晚辈和学生，他总是会给予关心和提携;对于老师，他一直怀着感恩之心。而对于曹靖华先生等诸多在北大时期给过他帮助的老师和朋友，数十年来他更是念念不忘，深怀感激。“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 ”这是传统乡土社会最简单不过的人生道理，但也是日常生活中最难以达到的交往原则，刘先生却以自己平平常常的行动，真实地遵行着这一原则。从他与人交往的态度和方式看来，他实在就像是一位饱经风霜、朴实无华的老农，尽管满脸沧桑，但即使是每一道皱纹，看上去也会让人感到自然和踏实!
其次是他的勤奋俗话说：“人勤地不懒。 ”作为“农民”的刘先生，永远在勤勤恳恳地工作着、耕耘着，就像米勒画中拾穗的农妇——她是那样勤苦地干着活，只是在偶然的间隙会稍微伸一伸腰;但是在伸腰的过程中，眼睛还是紧盯着脚下的土地，以及田间散落的麦穗。可以说，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在田间“不敢抬头”的执着与勤奋，刘先生才能够在这么长的岁月里，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劳作，并不断获得丰硕的成果。
从刘先生的文章著作要目可以看出，他自1957年参加工作之后，一直到现在，除去“文革”十年，每一年都有文章、著作发表。他的著作目录，构成了除特殊历史阶段之外的一份不间断的成果编年史。这其实也可以看作是“农民”特征的一种体现。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农民，年复一年，每一年他都必须做好当年的计划，必须按时劳作，必须要有所收获，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安身立命的基础。而这，是他注定的命运，也是他存在的基本方式，无论经历怎样的风雨，遭遇怎样的坎坷，都不能改变这种宿命。
我与刘先生的交往，主要是围绕自己所从事的民间文化研究专业。但实际上，尽管刘先生在民间文化研究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取得了卓著成就，他本人却是一位跨学科、多领域的学者。这一点，常常让包括我在内的许多民间文化研究界的同行颇为叹服。我想，回到“农民”的比喻，锡诚先生可以说是非常杰出的农民。在我们许多人仅仅局限于在一块土地上种植一种作物——也许有的是精耕细作——的时候，他却能够很好地规划自己的土地，在这块土地上多种多收，并生产出多种多样的优良果实。他实在称得上是一位多面的“庄稼把式”了!
当然，刘先生并不是固守传统的老农，而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人。仅就民间文化研究领域而言，他不仅对国内资料有熟悉的把握和深入的研究，还一直注重国际学术动态与国际交流。对于新技术，他也始终保持着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到了七八十岁，还能够不断学习和运用新的技术，比如用QQ一类的交流手段，等等。而对于这些，我们比他年轻几十岁的人，也不见得会更熟悉。
今年，锡诚先生开始迈入耄耋之年。他的许多朋友和学生，在向他表示祝贺的同时，也对他的成就和为人做了多方面的评价。我也完全赞成这些评价：刘先生是一位杰出的学科领导者，是一位优秀的学者，是学生和朋友们的良师益友……
但是，这一切的评价，从我自己感同身受的一种深切体会来说，都回避不了“农民”刘锡诚这个表述——正是因为他对这片土地有这么深厚的感情，他才能够在各个方面取得如此之多的杰出成就。
谨以此文向锡诚老师致敬，并祝愿他在新的人生阶段健康、顺利!
(安德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系作者在《刘锡诚先生从事民间文艺研究60周年研讨会》上的发言)
文章来源：《中国艺术报》2014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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