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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千家寨人，家有三十几亩地，土地分散。1982年搬场这天下午来了13辆牛车，有4个亲戚，有两位是藏族朋友，他们都是从方圆十里之内的庄子来的。邻居家还来了几位回民“拉贷”(帮工)，回民到汉家帮忙吃饭不方便，就自己动手起伙做饭。现在简单了，主家提供方便面和水果就解决问题了。午夜过后，青苗会的锣声一响，各家各户与他们的“拉贷”迅速开始搬运比赛，谁家先搬完垛好，谁家就会受到全村的称赞。{16}
多个族群和文化系统的共生共存，形成一种扩大的超越了族群界限和文化分野的社会关系。王明珂以族群工具论的眼光看到的是由历史记忆塑造“一截骂一截”的文化差异，{17}其实在很多情况下研究者的价值取向决定了知识成果的性质，洮岷社会也存在文化差异，但他们不是夸大差异，而是智慧地处理文化多样性的问题。在这里跨文化协同行动的发生突破了系统或结构的限制，改变文化脚本，其导演是谙熟社会语境的乡土领袖。
(二)看青护林
看青是青苗会的头等大事。为什么要看青?第一，过去社会动荡、兵匪横行，粮食往往成为社会不良之徒攫取的目标;第二，鸦片吸食者为筹集烟资，偷粮换烟;第三，野鸟、野兽和散养的牲口偷食和糟蹋成熟的庄稼。因为第三种情况至今依然存在，因此在甘南乡村还能见到看青的“恶拉”(看青人)。看青对于以农耕为主的青苗会来说是头等大事。当这一乡村组织被移植到高原非农环境时，为了适应环境的变化，乡村领袖的重要任务是调整旧有的内容和形式，把既有观念、仪式与异地文化整合起来以满足新的要求。在此过程中，地方领袖和组织成员焕发的能动性对组织行为的调整起到关键作用。在甘南高原，青苗会扩大了行动范围，“远看青山近看田苗”，防御冰雹，保护草山草原。2006年9月我在临潭和卓尼交界的纳浪村做调查，看到此地林木苍翠，绵延数十里，当地的青苗会利用仪式手段和组织行动在保护森林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其护林传统在该村的石碑上有明确记载。
纳浪护林石碑碑文
盖闻修桥补路济人之难，救人之苦，人之所甚重者也。凡我族人民不顾后来忧虑，自图眼前之利息，伐之者众发生者少，山村何以茂盛，桥木何以足用，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不意本年桥木朽废倾倒，难以行走，合会动工至闰三月初旬，本族四十有余，每人排木植一十三根，共用五百二三十根，此材由石礅湾出焉，护林益人如此，不日告竣成功。因而什人重立石碑，重定护林。地名：石礅湾草滩湾桥上下树林，小族山神林，草滩湾神林，磨湾神林。倘有不法之徒偷入护林砍伐者，罚猪一口，酒一缸，倘有不受者，指名禀官，以全会，而重民生矣。
头目：梁六个、杨桥次力、李佛代
老者：梁怕次力、梁大格主、刘尕番什人等
大清光绪二十四年岁次戍戊(戊戍)闰三月初八建立。
该村位于洮河岸边，汉藏文化有过充分的融合，龙神胡大海是狭长的洮河两岸汉、藏、回共有的神灵。该组织在保护森林上展示了卓越的智慧和创造力。其一，用信仰仪式的手段约束和规范人们的行为，各村都为龙神建立了“神山”、“神林”和“湫池”，保护生态成为整个社会的行为模式;其二，碑文中的头目、老者实为青苗会首领，他们在乡村社会重大决策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三，将约定俗成的规程和正式法规、青苗会和乡村行政力量有机结合起来，发展出一个激活传统服务当下的新型乡村组织的模式。乡村领袖无论在当下和传统时期都显示了巨大的能动性。
五、结语
当神话传说建构了有利于当下行动的文化资本或象征资源时，该社会利用地方信仰仪式来建构一个神圣的精神领袖，并选择一位现实的乡土领袖做神灵的代理人，使他与神共居以接受宗教体验，使他在道德上磨练成社区信任的人，通过象征资源赋予他权威，通过行使仪式权力赋予他行动自主性，实现从信仰一体化向组织一体化的过渡。乡村领袖也许被创造的习俗惯制所约束，也可以运用仪式资源达成治理乡村之目的。
有些人类学家天真地认为仪式就是仪式，这也许忽略了仪式的社会文化语境。神案上的苹果和仪式上的羊头交换不仅仅是仪式程序，或者是文化脚本(文本)，仪式表演者不是文本指使的机器人，而是有行为选择能力的能动个体。{18}仪式是对象，人才是仪式的主人。我更倾向于认为仪式即行动。
莫斯(Mauss)把圣物、政治权力等定义为不可转让的财富;{19}维纳(Weiner A.)认为不可让渡的财富可以使拥有者延续社会地位，验证和展示身份、权威、集团自治，但是它们可以交换、丢失或损坏。社会生活的中心问题不是互惠原则，而是既拿来又送出(keeping-while-giving)的模式。{20}神案上苹果是不可让渡的权威资源，送出与接受是经过神灵授权的权力交接，接受者只能接受不能让渡;羊头祭品代表一个社会群体对其神灵的虔诚，是不可让渡的象征物，交换象征物表明双方有共同崇拜和认同感，是两个人类群体之间交换信任的举动。羊头的交换不是固有的而是生成的，在实现社会联合的过程中乡村领袖极富想象力地修改了文化脚本，适时让渡不可让渡的权威资源，对文化脚本能动地再生产。在特定社会中，人们总是倾向于在价值观趋同的共同体内部采取协同行动，至于在不同文化的人群中和在不同族群的村落之间如何组织社会生活，是西北乡土领袖需要在实践中加以解决的问题。乡土领袖如何在实践中判断、权衡现实问题，做出合适的行动选择?看青、护林和生产互助的经验材料表明，乡土领袖在组织化社会生活中拥有不同于部落和宗族社会的创造性和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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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 2010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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